李烈鈞宣布江西獨立，二次革命爆發
1913年7月12日，遭袁世凱免職的前江西都督李烈鈞返回江西湖口，宣布江西獨立，組織討袁軍並發表討袁通電。這場反對袁世凱統治的武裝行動，後來被稱為「二次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後，孫中山於1912年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然而，為促成清帝退位及南北統一，孫中山很快將總統職位讓給掌握北洋軍的袁世凱。
袁世凱上台後，逐漸擴張總統權力，與主張議會政治的國民黨發生衝突。1913年國會選舉中，宋教仁領導的國民黨取得優勢，宋教仁準備以國會多數組成責任內閣，限制總統權力。
同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遭槍擊，數日後死亡。案件線索指向國務院高層，革命派普遍懷疑袁世凱與暗殺事件有關，但始終沒有形成司法上的最終定論。
袁世凱其後未經國會充分同意，與英國、法國、德國、俄國及日本銀行團簽訂巨額「善後大借款」，取得擴充軍隊及鞏固政權所需資金。孫中山認為，袁世凱既破壞憲政，又利用外國貸款準備鎮壓反對力量，因此主張武力討袁。
1913年6月至7月，袁世凱先後撤免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及廣東都督胡漢民。李烈鈞離開江西後秘密返回，於7月12日在湖口設立討袁軍司令部，正式宣布起兵。
其後，江蘇、安徽、廣東、福建、湖南及四川部分勢力先後響應。黃興於7月中旬趕赴南京，試圖組織江蘇討袁軍；陳其美則在上海發動反袁行動。
不過，各省革命軍缺乏統一指揮，部分地方官員態度搖擺，軍隊武器、糧餉及兵力也遠不及北洋軍。孫中山與黃興在是否立即起兵、如何作戰等問題上亦曾出現分歧。
袁世凱憑藉北洋軍及外國借款迅速展開鎮壓。江西、安徽、上海等地相繼失敗，9月南京陷落，持續不到兩個月的二次革命宣告失敗。
革命失敗後，孫中山、黃興及李烈鈞等人流亡日本。袁世凱則趁機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民黨籍議員資格，並進一步控制國會，民國初年的議會政治遭受重大打擊。
二次革命雖然未能推翻袁世凱，卻揭示了辛亥革命後中國最核心的政治矛盾：新建立的共和制度，仍缺乏足以約束軍事強人的制度與力量。
劉坤一、張之洞聯名上奏，推動晚清新政
1901年7月12日前後，兩江總督劉坤一與湖廣總督張之洞聯名向清廷呈交改革奏摺，提出整頓教育、選官、財政、軍事與法律制度的建議。這組奏摺後來被合稱為「江楚會奏變法三折」。
1900年，義和團運動與八國聯軍侵華使清朝陷入空前危機。北京被聯軍攻占，慈禧太后與光緒帝逃往西安。清政府不僅面臨巨額賠款，也必須重新思考國家制度為何在列強面前如此脆弱。
早在1898年，光緒帝曾在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影響下推動戊戌變法，但改革只持續一百多天便遭慈禧太后鎮壓。義和團事變後，清廷卻被迫重新採納許多當年曾經反對的改革方向。
劉坤一與張之洞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地方督撫。義和團運動期間，他們參與「東南互保」，拒絕與列強全面開戰，保存了長江流域的秩序與經濟力量。
兩人在奏摺中首先強調「人才為政事之本」，主張改革傳統教育，廣設新式學堂，選派學生出國留學，培養懂得政治、軍事、科技與外交的新式人才。
他們也建議停止已不合現代戰爭需要的武科考試，改用新式軍事學堂訓練軍官；整頓科舉內容，增加實用學問，減少只重八股文章的選才方式。
在行政方面，奏摺主張裁撤重複機構、整頓官場、節省政府開支；在法律方面，則提出改革刑罰、改善監獄及參考西方法制。
兩人還建議派遣官員前往歐美及日本考察，推行現代郵政、工商制度、警察制度及新式稅收，以提高政府行政效率與財政能力。
這些主張雖沒有立即全部實現，卻成為晚清新政的重要藍圖。此後，清政府陸續廢除科舉、設立新式學堂、編練新軍、改革官制，並準備推行立憲。
然而，改革也產生新的矛盾。新軍與新式教育培養出的青年，反而接觸到民族主義、民主與革命思想；地方政府為籌措改革經費，又增加百姓負擔。
晚清新政最終未能挽救清朝，卻在客觀上推動中國教育、軍事與行政制度近代化，也培養出後來參與辛亥革命的新知識分子與新軍力量。
德雷福斯冤案獲得最終平反
1906年7月12日，法國最高司法機關撤銷對猶太裔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的有罪判決，正式宣布他無罪。這場延續十二年的政治與司法風暴，終於迎來遲來的平反。
德雷福斯出生於法國阿爾薩斯的一個猶太商人家庭，成年後進入法國軍隊，成為砲兵軍官。1894年，法國情報部門發現一份向德國大使館提供軍事情報的文件。
軍方在缺乏確切證據的情況下，將懷疑集中在德雷福斯身上。除了他的筆跡被認為與文件相似，他的猶太身分及來自阿爾薩斯的背景，也使他成為當時反猶輿論的理想替罪羊。
德雷福斯經秘密軍事審判後被判叛國罪。1895年，他在巴黎軍校公開遭到褫奪軍階，制服上的徽章被扯下，佩劍被折斷，現場群眾高喊反猶口號。
其後，他被流放至南美洲外海的魔鬼島，長期遭受單獨囚禁。德雷福斯始終堅稱自己無罪。
後來，法國軍官皮卡爾發現真正的洩密嫌疑人很可能是艾斯特哈齊少校。然而，軍方高層為維護聲譽，不但掩蓋新證據，甚至製造假文件，試圖鞏固對德雷福斯的定罪。
1898年，作家艾米爾．左拉在報紙發表公開信〈我控訴〉，直接指責政府與軍方掩蓋真相、迫害無辜者。左拉因此被控誹謗，但文章也讓德雷福斯案成為席捲全法國的政治事件。
法國社會迅速分裂成兩派。一派支持德雷福斯，強調司法正義、人權與共和制度；另一派則捍衛軍方、民族主義與傳統秩序，其中也夾雜強烈反猶情緒。
1899年，德雷福斯重審後竟再次被判有罪，只是獲得總統特赦。特赦代表免除刑罰，卻不等於承認他清白，因此德雷福斯及其支持者繼續要求徹底平反。
直到1906年7月12日，法國最高法院才撤銷先前判決，宣布證據不足且審判程序存在嚴重問題。德雷福斯隨後恢復軍籍，晉升少校，並獲頒法國榮譽軍團勳章。
德雷福斯案不只是一宗冤案，也揭露軍方權力、秘密審判、偽造證據、民族主義與反猶主義如何共同破壞司法公正。
它也促使法國社會重新思考共和制度、政教分離及公民權利，成為現代人權史與新聞介入公共政治的重要案例。
張勳復辟失敗，溥儀再次退位
1917年7月12日，段祺瑞指揮的討逆軍攻入北京，張勳的辮子軍迅速瓦解，僅維持約十二天的清朝復辟宣告失敗。
辛亥革命後，清朝末代皇帝溥儀退位，但根據《清室優待條件》，他仍可居住紫禁城，保留皇帝稱號及部分宮廷待遇。
1917年，時任中華民國大總統黎元洪與國務總理段祺瑞，因是否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等問題爆發激烈衝突。
黎元洪解除段祺瑞職務後，邀請掌握軍隊的安徽督軍張勳進京調停。張勳以所部士兵仍留辮子而聞名，長期主張恢復清朝。
張勳進入北京後，並未真正調解府院之爭，而是在1917年7月1日擁立年僅十一歲的溥儀重新登基，宣布恢復清朝年號與官制。
部分前清官員接受任命，但全國多數軍政勢力並不支持復辟。各省很快宣布反對，段祺瑞則在天津組織討逆軍，宣稱捍衛共和制度。
7月12日清晨，討逆軍分路進攻北京。張勳的辮子軍裝備及戰鬥力有限，很快遭到擊潰。戰鬥期間，飛機還曾向紫禁城投下小型炸彈，成為中國早期空襲事件之一。
局勢崩潰後，張勳逃入荷蘭使館尋求庇護。溥儀再次宣布退位，民國政府恢復運作。
這場復辟雖然只有十二天，卻顯示民國初年的政治秩序極為脆弱。軍閥可以帶兵進入首都、左右總統與國會，甚至輕易改變國家政體。
復辟失敗後，段祺瑞重新掌權，黎元洪則辭去總統職務。張勳雖然名聲掃地，後來卻沒有受到嚴厲懲罰，仍在天津過著富裕生活。
對年幼的溥儀而言，這也是他第二次失去皇位。多年後，他又在日本扶植下成為滿洲國皇帝，人生始終被不同政治力量利用。
紀政締造女子200公尺世界最佳成績
1970年7月12日前後，台灣田徑名將紀政在西德慕尼黑舉行的國際田徑賽中，以22秒4跑完女子200公尺，創下當時世界紀錄級成績。
紀政出生於新竹，年輕時便展現出短跑與跨欄天分。由於當時台灣缺乏完善的運動訓練環境，她後來前往美國接受訓練，並就讀加州州立理工大學。
1968年墨西哥城奧運，紀政參加女子80公尺跨欄，以10秒4獲得銅牌，成為台灣第一位贏得奧運田徑獎牌的女性運動員。
1970年是紀政運動生涯的巔峰。她在短時間內於100公尺、100碼、200公尺、220碼及跨欄等項目締造或追平多項世界最佳成績，因此被國際媒體稱為「東方飛躍的羚羊」。
在慕尼黑舉行的比賽中，她以22秒4完成女子200公尺。由於當時田徑紀錄認證、手動計時與電子計時制度仍處於轉換階段，不同資料對其屬於正式世界紀錄或世界最佳成績的表述略有差異，但這仍是當時世界頂尖水準。
紀政不只速度出眾，她的成功也突破當時亞洲女性在國際體壇能見度不足的限制。她以來自台灣的女性選手身分，在歐美田徑強國選手占優勢的短跑項目中取得世界級成績。
同年，她還獲得美聯社評選的世界最佳女子運動員等榮譽。她原本被寄望在1972年慕尼黑奧運挑戰獎牌，但因傷勢影響，未能延續巔峰表現。
退役後，紀政投入體育行政、政治及公共事務，持續推動台灣田徑與全民運動。她的成就不只是一項速度紀錄，也象徵台灣女性運動員首次在世界田壇取得真正的領先地位。
法國首次奪得世界盃冠軍
1998年7月12日，第十六屆世界盃足球賽決賽在巴黎近郊的法蘭西體育場舉行。地主法國隊以3比0擊敗衛冕冠軍巴西，歷史上第一次贏得世界盃冠軍。
巴西是賽前奪冠大熱門，陣中擁有羅納度、里瓦爾多、貝貝托及卡福等球星。法國則在總教練艾梅．雅凱帶領下，以穩固防守與中場控制一路晉級。
決賽開始前，巴西隊公布的先發名單一度沒有羅納度，引發全球媒體震驚。稍後名單又被更改，羅納度最終仍然上場。多年來，人們不斷討論他賽前是否曾抽搐、身體不適，以及巴西隊為何仍安排他出賽。
比賽開始後，法國掌握主動。第27分鐘，齊內丁．席丹接應角球，以頭槌攻破巴西球門。
上半場補時階段，席丹再次利用角球頭槌得分，讓法國以2比0領先。席丹也成為世界盃決賽史上少數以兩次頭槌破門的球員。
下半場，法國後衛德塞利領到第二張黃牌被罰出場，地主隊只剩十人作戰。然而，巴西仍無法突破法國防線。
比賽結束前，艾曼紐．佩蒂接應反擊射門得分，將比分鎖定為3比0。法國全國隨即陷入狂歡，巴黎香榭麗舍大道聚集大批慶祝群眾。
這座冠軍對法國具有超越足球的象徵意義。法國隊陣容包含歐洲、非洲、加勒比海及北非移民後代，媒體以「黑、白、北非」形容這支多元族群組成的球隊。
席丹出身阿爾及利亞移民家庭，德塞利出生於迦納，杜拉姆出生於瓜地洛普。球隊奪冠一度被視為法國多元文化與社會融合的成功象徵。
然而，足球勝利並沒有真正消除法國社會中的種族、移民與階級問題。即使如此，1998年的夏夜仍是法國體育史上最重要的時刻之一，也奠定法國此後成為世界足球強權的基礎。
第二次黎巴嫩戰爭爆發
2006年7月12日，黎巴嫩什葉派武裝組織真主黨在以色列與黎巴嫩邊境附近發動攻擊，向以色列北部發射火箭，並伏擊一支以色列巡邏部隊。
襲擊造成數名以軍士兵死亡，兩名士兵遭真主黨俘虜。真主黨希望以俘虜交換被以色列關押的黎巴嫩人及其他囚犯。
以色列政府將這次行動視為跨境戰爭行為，很快對黎巴嫩展開大規模空襲、海上封鎖及地面軍事行動。這場衝突通常被稱為「第二次黎巴嫩戰爭」或「2006年黎巴嫩戰爭」。
衝突的背景可以追溯至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真主黨在伊朗支持下逐漸形成，以抵抗以色列占領南黎巴嫩為主要訴求。
2000年，以色列軍隊大部分撤出南黎巴嫩，但雙方仍就舍巴農場、邊界及被拘留人員等問題存在爭議。真主黨也繼續在黎巴嫩南部維持獨立於政府軍之外的武裝力量。
戰爭期間，以色列空軍轟炸黎巴嫩道路、橋梁、機場、港口及真主黨據點。真主黨則向以色列北部城市與村鎮發射數千枚火箭。
大量黎巴嫩平民被迫離開家園，以色列北部居民也長時間躲入防空洞。聯合國指出，戰事造成雙方數百人死亡受傷，破壞大量民用基礎設施，並使數十萬人流離失所。
黎巴嫩死亡人數的統計因來源不同而有所差異，普遍估計超過一千人，其中多數為平民。以色列方面約有一百多名軍人及數十名平民死亡。
真主黨武裝人員的確切傷亡數字至今仍存在爭議。真主黨、以色列及國際機構提出的估算相差很大，因此不宜採用單一一方公布的數字作為確定結果。
戰爭持續34天。2006年8月11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第1701號決議，要求真主黨停止攻擊，以色列停止進攻性軍事行動，並由黎巴嫩政府軍與聯合國駐黎巴嫩臨時部隊進駐南部地區。
停火於8月14日生效。聯合國授權將駐黎部隊人數增加至最多一萬五千人，黎巴嫩政府也承諾向南部部署約一萬五千名政府軍，但這兩者不是合併成一支「一萬五千人部隊」。
戰爭結束後，以色列未能摧毀真主黨，也未能在戰場上救回遭俘虜的士兵，國內因此對軍政決策展開強烈批評。
真主黨雖承受嚴重損失，卻因能在以色列大規模攻擊下持續作戰，而在阿拉伯世界一度獲得聲望。不過，黎巴嫩也因戰爭遭受巨大人員與經濟損失。
這場衝突沒有真正解決以色列、黎巴嫩與真主黨之間的根本矛盾。第1701號決議建立的停火框架雖維持多年，黎以邊境仍長期處於可能再次升級的緊張狀態。
《撒旦詩篇》日文譯者五十嵐一遇害
1991年7月12日，日本筑波大學工作人員在校內發現學者五十嵐一的遺體。他身上有多處刀傷，案件震驚日本社會，至今仍未偵破。
五十嵐一是一名研究阿拉伯、波斯文化及伊斯蘭思想的學者，也是英國作家薩爾曼．魯西迪小說《撒旦詩篇》的日文譯者。
《撒旦詩篇》於1988年出版後，因內容涉及伊斯蘭宗教人物及信仰，引起部分穆斯林強烈不滿。
1989年，伊朗最高領袖何梅尼發布宗教命令，號召處死魯西迪及明知書籍內容仍參與出版的人員。魯西迪此後多年生活在英國警方保護之下。
與小說出版有關的人士也陸續遭到攻擊。義大利譯者艾托雷．卡普里奧洛在家中遭刺傷，挪威出版商威廉．尼高爾德則遭槍擊，但兩人均倖存。
五十嵐一的遺體被發現於筑波大學建築內，警方判斷他是在7月11日深夜至12日凌晨之間遇害。凶手使用利刃多次攻擊其頸部、臉部及手部。
雖然外界普遍認為案件可能與《撒旦詩篇》翻譯工作及相關宗教命令有關，但日本警方始終沒有找到足以起訴任何人的直接證據。
2006年，日本當時適用的追訴時效屆滿，案件在法律上失去繼續追訴的可能。此後，日本延長及取消部分重大犯罪的追訴時效，但無法追溯適用於已過期案件。
五十嵐一命案成為出版自由、宗教感情與跨國暴力衝突的象徵。它也說明，圍繞一本小說的爭議，可以跨越國界，對翻譯者、編輯及出版商造成真實的生命威脅。
香港啟德機場發生巨額解款車劫案
1991年7月12日，香港啟德機場附近發生一宗轟動全港的巨額解款車劫案。持槍劫匪劫走總值約一億六千多萬港元的外幣及現金，成為當時香港最大宗現金劫案之一。
涉案現金主要是準備運送或轉交銀行的外幣，其中包括大量美元。由於款項數額驚人，案件迅速成為香港及國際媒體焦點。
案發時，匪徒掌握運鈔車的行駛路線與交接程序，在車輛抵達指定位置後迅速控制保安人員。
整個行動時間短、部署精密，匪徒在沒有發生大規模槍戰的情況下取得巨款，顯示他們可能事先掌握保安流程及運送安排。
警方其後從內部情報、車輛、贓款流向及黑社會網絡展開調查。由於被劫現金包含外幣，如何兌換、轉移或洗錢，也成為破案的重要線索。
香港在1980至1990年代經濟高速發展，銀行、珠寶及現金運送量龐大，持械行劫與解款車案件一度頻繁發生。
啟德機場劫案促使金融機構及保安公司重新檢討運鈔程序，包括路線保密、雙重監控、武裝護送、車輛設計及內部人員審查。
這宗案件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不只因為劫款金額巨大，也因為它呈現了香港經濟繁榮背後，金融犯罪與有組織犯罪同步擴張的另一面。
海外民運人士在巴黎成立「中國民主之家」
1989年7月12日，六四事件後流亡海外的部分中國知識分子及民主運動人士，在法國巴黎成立「中國民主之家」。
1989年春天，北京及中國多個城市爆發以學生為主的示威運動。參與者提出反貪腐、新聞自由、政治改革及與政府平等對話等要求。
6月3日晚至4日凌晨，中國政府出動軍隊進入北京，造成大量軍人與平民傷亡。事件發生後，許多學生領袖、知識分子及活動人士遭到逮捕，另有部分人透過香港等地逃往海外。
法國成為部分流亡人士的重要落腳地。巴黎擁有長期接納政治流亡者的傳統，當地媒體、知識界及人權團體也高度關注中國民主運動。
「中國民主之家」希望為海外民運人士提供辦公、交流及組織平台，並保存與六四事件相關的記憶和資料。
組織也試圖與歐洲政府、國會、媒體及人權機構建立聯繫，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政治犯與民主化議題的關注。
不過，海外民主運動很快面臨資金不足、領導權爭議、政治路線分歧與組織分裂等問題。部分團體主張激進推翻中共政權，另一些人則支持漸進改革或公民社會路線。
即使未能形成統一而持久的政治力量，這些海外組織仍在保存六四歷史、協助流亡人士，以及向國際社會傳遞中國人權資訊方面發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