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首次駕駛月球車行駛
1971年7月31日，阿波羅15號太空人戴維・斯科特與詹姆斯・艾爾文，駕駛月球車在月球表面展開探索。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在地球以外的天體上，親自操控一輛載人車輛行駛。
阿波羅15號於1971年7月26日升空，是阿波羅計畫第四次成功登月，也是第一個更強調地質調查與長距離探索的「J型任務」。斯科特與艾爾文搭乘登月艙「獵鷹號」，降落在月球哈德利—亞平寧地區；指令艙駕駛員阿爾弗雷德・沃登則留在月球軌道上執行觀測任務。
過去阿波羅11、12與14號的太空人，只能依靠步行探索登月艙周圍。月球重力雖然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但太空衣笨重、地形崎嶇，再加上太空人必須保留足夠氧氣與體力返回登月艙，因此活動範圍受到很大限制。
月球車的出現，徹底改變了這種情況。
這輛月球車是一部四輪電動車，可以摺疊收納在登月艙側面的設備艙內。抵達月球後，太空人只需按照程序拉動繩索，便能將車體放下並展開。車輛使用獨立電動馬達驅動四個輪子，輪胎不是橡膠製造，而是由金屬絲網構成，以適應月球上的真空、極端溫差及細碎塵土。
由於月球上沒有道路，也沒有可以作為方向參考的熟悉景物，月球車還配備了導航系統，協助太空人計算行駛距離、方位及返回登月艙的方向。
斯科特擔任主要駕駛，艾爾文坐在旁邊操作攝影器材與科學設備。兩人首次駕車時，月球表面的低重力使車輛在坑洞與碎石之間不斷彈跳，看起來像是一輛行駛在荒原上的越野車。
月球車的目的並不是追求速度，而是擴大科學考察範圍。阿波羅15號太空人可以前往距離登月艙更遠的隕石坑、山坡與哈德利月溪，採集不同地質區域的岩石樣本，並攜帶更多攝影器材與實驗設備。
在整次任務中，斯科特與艾爾文進行三次月球表面活動，月球車總行駛距離約27.8公里。其中最重要的發現之一，是一塊後來被稱為「創世石」的古老斜長岩。研究人員認為，這類岩石可能來自月球早期形成的地殼，對理解月球的起源具有重要價值。
阿波羅15號成功後，阿波羅16號與17號也攜帶月球車登月。三輛實際使用過的月球車至今仍留在月球表面。
月球車證明，載人太空探索不必只停留在登陸點附近。它將太空人從「登月者」轉變為能夠進行長距離考察的「月球探險者」，也為今日各國研發新一代載人月球車與月球基地運輸系統，奠定重要技術基礎。
美國與蘇聯簽署《第一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
1991年7月31日，美國總統喬治・赫伯特・華克・布希與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在莫斯科簽署《第一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簡稱START I。
這份條約是冷戰核武競賽史上的重要轉折。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與蘇聯投入龐大的核武建設。到了冷戰後期，兩國已部署數以萬計的核彈頭，並擁有陸基洲際彈道飛彈、潛射彈道飛彈與戰略轟炸機等多種核武投射工具。
如此龐大的核武庫雖然形成「相互保證毀滅」的恐怖平衡，卻也讓人類長期生活在核戰可能因誤判、設備故障或國際危機而爆發的陰影中。
1970年代，美蘇曾透過戰略武器限制談判，限制部分核武系統的數量；但「限制」並不等於「削減」，雙方核武庫仍持續成長。
1982年，美國與蘇聯正式展開戰略武器削減談判。談判過程歷經雷根、布希、布里茲涅夫、安德洛波夫、契爾年科與戈巴契夫等多位領導人，前後持續將近十年。
START I規定，美蘇必須在條約生效後七年內，將各自受到條約計算的戰略核彈頭數量降至不超過6000枚，洲際飛彈、潛射飛彈與戰略轟炸機等戰略運載工具則不得超過1600件。這是第一份真正要求美蘇大規模削減、而不只是凍結戰略核武數量的條約。
條約的另一項突破，是建立相當嚴密的查核制度。
雙方除了交換武器數量、基地位置及技術資料，也必須接受現場核查、飛彈設施監控與衛星偵察等「國家技術手段」。這些安排的核心精神是：軍控不能只依靠政治承諾，而必須建立可以驗證的機制。
具有歷史諷刺意味的是，條約簽署不到五個月，蘇聯便正式解體。原本屬於蘇聯的部分核武器分布在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與哈薩克境內，條約執行因此變得更加複雜。
1992年，美國、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及哈薩克簽署《里斯本議定書》。後三個國家陸續放棄境內核武，俄羅斯則承接蘇聯在START I之下的主要義務。
條約於1994年正式生效，美俄在2001年宣布完成主要削減目標。
START I並沒有終結核武威脅，也沒有讓美俄完全停止發展新型核武系統；但它證明，即使是長期敵對、擁有龐大核武庫的兩個超級大國，也可能透過談判、查核與逐步削減，降低全面核戰的風險。
前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被判刑16年
1998年7月31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以貪污罪及玩忽職守罪，判處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有期徒刑16年。
法院分別以貪污罪判處陳希同13年徒刑、以玩忽職守罪判處4年，兩罪併罰後決定執行16年。陳希同提出上訴後，最高人民法院於同年8月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陳希同曾長期在北京任職，先後擔任北京市長、國務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是當時極具影響力的高級官員。
他的政治生涯在1995年迅速逆轉。
當年，北京市常務副市長王寶森在涉及經濟問題的調查期間自殺。調查隨後擴大，陳希同辭去北京市委書記職務，並接受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審查。1997年，他遭開除黨籍；1998年被捕、起訴並判刑。
官方指控主要包括侵吞貴重物品，以及在王寶森涉及的大量資金案件中嚴重失職。
由於陳希同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他的判刑在當時具有高度象徵意義，顯示高層官員也可能因貪腐及失職問題受到刑事追究。
不過，這起案件的政治背景長期存在不同解讀。
部分研究者與海外評論認為，案件除了涉及經濟犯罪，也與1990年代中共高層派系及權力重新分配有關。陳希同本人晚年則否認部分指控，聲稱案件帶有政治鬥爭色彩。
但這些說法屬於當事人或評論者的政治解讀，不能直接取代法院判決，也不能僅憑案件涉及高層官員，便斷定所有罪名都只是政治整肅。
更值得關注的是，單一高官落馬是否足以改善制度性的腐敗問題。若權力運作缺乏透明、媒體監督受到限制、官員財產與重大決策不易接受社會檢驗，即使持續查辦個別官員，也很難從根本上消除貪腐滋生的條件。
因此，陳希同案既是一宗高級官員貪腐案件，也反映威權政治中反腐、司法與高層權力鬥爭之間難以完全切割的複雜關係。
張鼓峰事件：日本與蘇聯爆發邊境戰爭
1938年7月底，日本與蘇聯在中國、蘇聯與朝鮮交界附近爆發張鼓峰事件，亦稱哈桑湖戰役。
這場戰鬥並非單純在7月31日突然爆發。邊境對峙約從7月29日開始，日軍則在7月31日晚間至8月1日凌晨，向張鼓峰與沙草峰一帶的蘇軍陣地發動大規模攻擊。整場衝突一直持續到8月11日。
事發地區鄰近當時日本控制下的朝鮮，以及日本扶植的滿洲國。中俄兩國過去簽訂的邊界文件，對部分山峰與湖泊的歸屬留下解釋空間，日本與蘇聯因此各自聲稱擁有爭議地區的控制權。
1938年夏天，蘇聯邊防部隊進入張鼓峰高地並修築防禦工事。日本方面宣稱蘇軍越過邊界，要求撤離；蘇聯則堅持該地原本便屬於蘇聯領土。
日本朝鮮軍第十九師團在未獲東京中央充分授權的情況下，逐步擴大軍事行動。7月31日晚間，日軍向蘇軍陣地發起攻擊，迅速占領張鼓峰及附近高地。
蘇軍隨後調集步兵、戰車、炮兵及飛機展開反擊。
由於戰場鄰近湖泊、沼澤與狹窄道路，蘇軍重型裝備難以迅速展開，初期攻勢付出慘重代價。日軍則依靠高地與反戰車火力頑強抵抗，一度讓蘇軍難以推進。
8月6日後，蘇軍發動規模更大的總攻，利用兵力、火炮與戰車優勢逐步奪回陣地。雙方均遭受重大傷亡，戰鬥最終並未發展成全面戰爭。
8月10日，日本駐蘇聯大使在莫斯科提出停火；8月11日，雙方停止戰鬥，蘇軍重新控制主要爭議地區。
張鼓峰事件暴露出兩國軍隊的問題。日軍雖然展現強烈的局部作戰能力，卻也顯示前線部隊可能自行擴大衝突；蘇軍雖然取得戰場控制權，但指揮、後勤及部隊協調問題十分嚴重。
一年後，日本與蘇聯又在蒙古與滿洲國邊境爆發規模更大的諾門罕戰役。蘇軍在朱可夫指揮下重創日軍，使日本此後逐漸放棄向西伯利亞擴張的「北進」戰略，轉而將資源投入中國戰場與太平洋方向。
赫魯曉夫秘密訪問中國
1958年7月31日，蘇聯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基塔・赫魯曉夫抵達北京，展開一次事前未公開宣布的訪問。
赫魯曉夫在7月31日至8月3日期間，與毛澤東及其他中國領導人舉行多次會談。雙方表面上仍是社會主義陣營中最重要的盟友，會談結束後也發表了措辭友好的公報；但在公開團結的外表之下，中蘇分歧已經相當嚴重。
當時最敏感的爭議之一，是蘇聯提出在中國建立長波電台，以及組成中蘇聯合潛艇艦隊的構想。
蘇聯認為，這些設施有助於雙方海軍合作，並加強對美國及其盟友的戰略威懾；毛澤東卻懷疑蘇聯企圖控制中國海軍，甚至將中國納入莫斯科主導的全球軍事體系。
中國剛經歷長期列強侵略，對任何可能限制主權的安排極為敏感。即使提案來自社會主義盟友，中方仍不願讓蘇聯掌握中國境內的重要軍事設施。
雙方在國際戰略上也存在明顯差異。
赫魯曉夫在史達林去世後推動「去史達林化」，並主張與西方國家和平共處，避免美蘇衝突升高為核戰。毛澤東則認為蘇聯對西方態度過於妥協，並反對由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共同支配國際秩序。
與此同時，中國正在推動「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蘇聯領導層對這些激進政策有所疑慮，中方則認為蘇聯缺乏革命精神，逐漸走向保守。
赫魯曉夫訪華後不到一個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炮擊金門，第二次臺灣海峽危機爆發。蘇聯一方面表示支持中國，另一方面又擔心衝突將美蘇拖入核戰，進一步加深雙方互不信任。
1958年的秘密會談並未立即造成中蘇決裂，但它清楚顯示，兩國在主權、軍事合作、核戰風險及世界革命路線上的歧見已難以化解。
1960年，蘇聯撤回大批在中國工作的專家；此後中蘇展開長期公開論戰，昔日的社會主義盟友最終成為彼此防範的戰略對手。
德意志國民議會通過《威瑪憲法》
1919年7月31日，德意志國民議會在威瑪以262票贊成、75票反對的表決結果，通過新憲法草案。
不過，《威瑪憲法》並不是在7月31日當天簽署或立即生效。德國總統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於8月11日簽署憲法，文件在8月14日公布後正式生效。
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德意志帝國戰敗，皇帝威廉二世退位，延續數百年的君主制度瓦解。柏林又因革命、罷工與武裝衝突陷入動盪，制憲議會因此選擇在文化名城威瑪開會，新的民主共和國也由此被稱為「威瑪共和國」。
《威瑪憲法》在當時具有相當進步的內容。
憲法明定德國是一個共和國，國家權力來自人民；國會議員透過普遍、平等、直接與秘密投票產生，成年女性也取得與男性平等的選舉權。
憲法同時保障言論、宗教、結社等基本權利，並納入教育、勞工及社會福利等內容，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追求民主與社會改革的潮流。
然而，這套制度也存在結構性的緊張。
國會採用比例代表制，讓不同政治立場都能獲得席次，但也造成政黨林立、聯合政府不穩定。總統則由全民直接選舉，擁有任命總理、解散國會及統率軍隊等重要權力。
最受爭議的是憲法第48條。該條款允許總統在公共安全與秩序遭到嚴重破壞時，採取緊急措施，甚至暫停部分基本權利。
原本用來保護共和國的非常權力，在1930年代經濟與政治危機期間遭到頻繁使用。國會政治逐漸被總統命令取代，也削弱了民主制度的正常運作。
1933年希特勒出任總理後，納粹利用國會縱火案頒布緊急命令，大規模限制公民自由，並透過《授權法》摧毀議會民主。
但將納粹崛起完全歸咎於《威瑪憲法》並不準確。德國戰敗創傷、凡爾賽條約、惡性通貨膨脹、經濟大蕭條、政治暴力、保守菁英誤判及反民主勢力壯大，都是共和國崩潰的重要原因。
《威瑪憲法》的歷史教訓不是「民主制度必然失敗」，而是民主除了需要一部憲法，也需要願意遵守制度規則的政黨、社會與政治領導人。
沈藎因揭露俄國對華祕密要求遭處死
1903年7月31日，清末記者、革命人士沈藎在北京刑部監獄遭到處死。
沈藎原名沈克諴，湖南善化人，早年參加反清革命活動，也與唐才常等維新及革命人士有所往來。他後來進入新聞界，試圖透過報紙揭露清政府外交黑幕與列強侵略行動。
八國聯軍侵華後，俄羅斯軍隊長期占領中國東北，並向清政府提出一系列祕密要求，企圖將其在東北的軍事占領轉化為長期政治與經濟控制。
沈藎取得相關祕密文件內容後，將資料提供給中外報刊，引發國內外輿論反對。清政府在外交壓力下，未能按照俄方原有方案簽署相關協議。
這些文件常被統稱為《中俄密約》或「密約七條」，但它們與1896年李鴻章代表清政府簽訂的《中俄密約》並不是完全相同的一份文件。較準確的說法是，沈藎揭露了義和團事件後俄國要求清政府接受的祕密條件。
1903年，沈藎在北京遭到逮捕。清廷以「勾結匪黨」等罪名處置，但一般認為，他揭露外交祕密是遭到嚴懲的重要原因。
慈禧太后下令將其「立斃杖下」，刑部人員以竹杖反覆毆打。據後來的報刊與回憶記載，行刑持續數小時，沈藎仍未立即死亡，最後再以繩索將其勒死。
此事在國內外引起強烈震動。
對晚清政府而言，沈藎泄露的是國家外交機密；但在反清知識分子眼中，他所揭露的卻是清廷對列強妥協、犧牲國家主權的內幕。
沈藎之死因此成為晚清新聞自由與政治高壓的重要案例，也顯示當時記者一旦觸及宮廷外交與統治核心，可能付出生命代價。
唐代蒲津渡大鐵牛重見天日
1989年，考古人員在山西永濟蒲州古城西側的蒲津渡遺址，發現並陸續發掘出四尊巨型唐代鐵牛，以及鐵人、鐵柱等大型鑄鐵遺物。
部分歷史年表將鐵牛出土日期列為1989年7月31日，但目前較常見的文物資料多只記載在1989年發掘，部分報導則記為同年8月。因此，若製作嚴謹的7月31日歷史內容，建議不要把7月31日寫成毫無爭議的確切出土日期。
蒲津渡位於古代黃河重要渡口，是連接今日山西與陝西的交通要道。
唐代開元年間，朝廷在此修建大型浮橋。由於黃河水流湍急，橋梁必須依靠極為牢固的設施固定，因此在兩岸鑄造巨型鐵牛、鐵人及鐵柱，用來連接與固定浮橋的纜索。
鐵牛因此不只是帶有「鎮河」象徵的祭祀或祥瑞物件，更是古代大型橋梁工程的一部分。
四尊鐵牛排列整齊，身後帶有粗大的橫軸。附近還出土四尊鐵人，形象如同牽引或守護鐵牛的武士。這些鐵人造型與服飾各有特色，被認為可能象徵不同地域或族群。
鐵牛鑄造於唐玄宗開元十三年，也就是西元725年前後。如此巨大的鑄鐵構件，反映唐代已掌握大型模具設計、冶煉、運輸與現場澆鑄技術。
隨著黃河河道變遷、洪水氾濫及蒲州城衰落，古代橋梁逐漸毀壞，鐵牛也被泥沙掩埋。直到20世紀考古調查後，這些沉睡千年的大型鑄鐵文物才重新出現在世人面前。
蒲津渡鐵牛不只展現唐代雕塑藝術，也是研究中國古代橋梁、冶金、交通與黃河治理的重要實物資料。
磬錘峰出現「佛像佛光」目擊事件
2005年7月31日清晨，河北承德磬錘峰附近有數名晨練民眾表示，他們在山間雲霧中看到一個巨大人形陰影，陰影頭部周圍還出現彩色光環。
當時的地方報導將這一景象形容為「佛像」與「佛光」，並稱人影似乎會隨著目擊者揮手而移動。相關報導稱，現象持續約數分鐘，最清晰的畫面僅維持短暫時間。
由於現有資料主要來自轉載地方報導及目擊者說法，缺乏完整的氣象觀測紀錄與清晰影像，因此不能確認報導中的每一項細節。
但從描述判斷，這很可能是被稱為「布羅肯幽靈」的自然光學現象，並伴隨「光環」或俗稱「佛光」的彩色圓環。
當觀察者站在山頂或高處，背對低角度的太陽，而前方或下方正好有雲霧時，陽光會將觀察者的影子投射在霧幕上。
因為缺乏可以判斷距離的固定參照物，影子可能看起來異常巨大。當觀察者抬手、轉身或移動時，霧中的影子也會同步動作，因而產生「遠方人形正在招手」的錯覺。
影子周圍的彩色光圈，則與陽光被細小水滴散射、繞射與干涉有關。彩色光環以觀察者自身影子的頭部為中心，因此每一位站在不同位置的人，通常只能看到以自己影子為中心的光環。
這種現象在雲霧較多的山區並不罕見，中國峨眉山、黃山，以及歐洲布羅肯峰等地都有相關觀測紀錄。
它並非超自然現象，卻充分展現陽光、霧滴、地形與人類視覺共同形成的奇妙效果。古人將其理解為神佛顯現，而現代氣象學則讓我們看見自然景象背後精密的光學原理。
鋼琴巨匠李斯特逝世
1886年7月31日，匈牙利鋼琴家、作曲家與音樂教育家法蘭茲・李斯特，在德國拜羅伊特逝世，享年74歲。
李斯特晚年身體狀況不佳，仍前往拜羅伊特支持女兒柯西瑪主持華格納音樂節。抵達後，他的咳嗽與發燒逐漸惡化，最終在音樂節期間病逝，一般認為死因與肺炎有關。
李斯特是19世紀最具傳奇色彩的音樂家之一。
他出生於當時匈牙利王國境內，自幼展現驚人的鋼琴天分，少年時期便前往維也納與巴黎發展。成年後，他憑藉極具震撼力的演奏技巧、鮮明舞台形象與個人魅力風靡歐洲。
當時的聽眾甚至出現近似現代追星文化的狂熱現象，被稱為「李斯特狂熱」。
李斯特大幅拓展了鋼琴演奏的技術與音響效果。他運用快速八度、跨越鍵盤的大跳、雙音、輪指及複雜琶音，讓一架鋼琴產生近似整個管弦樂團的氣勢。
但他的作品並不只是炫技。李斯特經常將文學、繪畫、宗教與哲學概念轉化為音樂，使鋼琴作品具有強烈敘事性與戲劇感。
他的代表作包括《匈牙利狂想曲》、《巡禮之年》、《超技練習曲》、〈愛之夢〉、《B小調鋼琴奏鳴曲》及〈死之舞〉等。
李斯特也將舒伯特、貝多芬、白遼士與華格納的大量歌曲、交響曲及歌劇片段改編成鋼琴作品，使沒有機會接觸大型樂團的聽眾，也能透過鋼琴認識這些音樂。
在作曲形式方面，他推動「交響詩」的發展，以單一樂章的管弦樂作品描寫文學故事、人物或哲學觀念。《前奏曲》便是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晚年的李斯特不再只追求華麗效果，他的音樂變得更加簡潔、陰暗，甚至出現模糊調性與不協和聲響，對德布西、拉威爾及20世紀現代音樂具有先驅性影響。
他的一生橫跨古典主義、浪漫主義與現代音樂萌芽時期，不只改變了鋼琴演奏，也重新定義音樂家在公共舞台上的形象。
麥加朝覲政治遊行演變為重大死傷事件
1987年7月31日，數以萬計的伊朗朝覲者在沙烏地阿拉伯麥加舉行政治遊行，活動最終演變為示威者與沙烏地安全部隊的暴力衝突及群眾踩踏事件。
依沙烏地官方公布的數字，事件造成402人死亡，包括275名伊朗人、85名沙烏地人及42名其他國家的朝覲者，另有649人受傷。伊朗方面則提出不同的傷亡數字與事件經過，因此確切死因、開槍情況及責任歸屬至今仍存在爭議。
伊朗伊斯蘭革命後，伊朗朝覲者經常在麥加舉行「與多神教徒決裂」的政治活動，批判美國、以色列及其他被伊朗視為敵對的國家。
沙烏地政府則主張，麥加朝覲應維持宗教性與秩序，不應被任何國家當作跨國政治動員的場所。
1987年遊行初期相對平靜，但當示威隊伍抵達路線終點時，前方道路遭安全部隊封鎖，雙方開始推擠與投擲物品，情勢迅速失控。
伊朗指控沙烏地安全部隊向手無寸鐵的朝覲者開槍；沙烏地則聲稱示威者攜帶刀械、棍棒及石塊，並將大量死傷歸因於暴力衝突與踩踏。
由於當時媒體採訪受限，加上兩國將事件納入政治宣傳，外界難以完全重建現場經過。因此，較中立的說法應是：衝突、安全部隊行動與人群失控共同造成重大傷亡，而雙方對各自責任有截然不同的敘述。
事件發生後，伊朗國內爆發大規模抗議，沙烏地、科威特與法國駐德黑蘭外交機構受到攻擊。
伊朗與沙烏地關係急遽惡化，兩國一度斷絕外交關係；伊朗朝覲者也有數年無法前往麥加，直到雙方重新協商名額與示威安排後才逐步恢復。
這場事件不只是朝覲安全管理的重大悲劇，也反映伊朗與沙烏地之間在宗教領導權、區域政治與對美關係上的長期競爭。
中國文藝理論家周揚逝世
1989年7月31日，中國文藝理論家、翻譯家與文化官員周揚在北京病逝，享年81歲。
周揚原名周運宜，早年參與中國左翼文藝運動，曾任左翼作家聯盟黨團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長期在宣傳與文化部門擔任領導職務，對中國大陸文藝政策具有深遠影響。
周揚主張文藝應為政治與社會革命服務，強調作家必須以工農兵及社會主義建設為主要表現對象。
在當時的政治體制下，這套文藝觀不只是理論主張，也成為文化管理與審查的重要依據。
周揚曾參與多次文藝批判與思想運動，包括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以及反右運動中的文化界整肅。許多作家、學者因政治立場或藝術觀點受到批判、停職、下放甚至監禁。
因此，周揚不只是文藝理論家，也是中共文化政治與文藝體制的重要執行者，對不少知識分子的遭遇負有難以迴避的歷史責任。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周揚本人也成為被批判的對象。他被指控為文藝黑線代表，遭到監禁與長期政治迫害。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周揚獲得平反，重新擔任中國文聯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及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等職務。
晚年的周揚開始反思過去的文化批判，並曾向部分遭到錯誤批判的知識分子表達歉意。
1983年，他發表關於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的文章，主張不應將人道主義一概視為資產階級思想，並試圖重新討論人在社會主義理論中的地位。
這篇文章卻再次引發政治爭議，周揚受到批判。1984年後，他因嚴重疾病逐漸失去語言與行動能力，長期臥病，直到1989年去世。
周揚的一生充滿矛盾：他既是政治化文藝體制的建立者與執行者，也曾成為同一體制的受害者；晚年雖有所反思，卻無法完全挽回早期政治運動造成的傷害。
他的經歷折射出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文化政策與政治權力之間極為複雜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