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接管中東鐵路，引爆中蘇衝突
1929年7月10日，掌握中國東北軍政大權的張學良，下令接管由中國與蘇聯共同管理的中東鐵路，撤換鐵路內的蘇聯高級職員，關閉蘇聯在哈爾濱的部分外交及商務機構，並拘捕、驅逐多名蘇聯人員。
中東鐵路最初是沙皇俄國在中國東北修建的鐵路，從滿洲里經哈爾濱通往綏芬河，是連接西伯利亞鐵路與海參崴的重要交通線。鐵路不僅具有經濟價值，也涉及東北地區的軍事、外交及主權問題。
俄國革命後，中國與蘇聯於1924年達成協議，名義上由兩國共同管理中東鐵路。然而，中蘇雙方在人事任用、財政分配及政治活動等問題上不斷發生摩擦。張學良完成東北易幟、接受南京國民政府領導後，希望進一步收回中國在東北的主權，因此決定採取強硬行動。
7月13日，蘇聯向中國提出最後通牒，要求恢復原有管理制度、釋放被捕人員並重新開放蘇聯機構。中國方面拒絕撤銷接管措施，蘇聯隨即在7月17日宣布與南京國民政府斷絕外交關係。
外交危機很快演變成武裝衝突。蘇聯在遠東組建特別紅旗遠東軍，從滿洲里、綏芬河與黑龍江等方向進攻東北軍。雖然東北軍人數不少，但武器、訓練、空軍與通訊能力遠不及蘇軍，接連遭到擊敗。
同年12月，中國被迫簽署《伯力議定書》，恢復中東鐵路原有的中蘇共同管理模式。這場衝突顯示，北伐完成後的南京國民政府雖在形式上統一中國，實際上仍缺乏與強權正面對抗的軍事及外交能力
盧溝橋衝突持續升高，日本開始增兵華北
1937年7月10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後第三天，中日雙方雖仍在進行停戰談判，日本軍方卻開始加強在華北的軍事部署，為後來全面擴大戰事埋下伏筆。
7月7日夜間，駐紮在北平附近的日軍於盧溝橋一帶進行軍事演習。演習期間傳出槍聲，一名日軍士兵短暫失蹤。日軍隨即要求進入中國守軍控制的宛平城搜索，遭到拒絕後，雙方爆發交火。
事件發生初期，日本中央政府內部並非所有人都主張立即發動全面戰爭。部分外交官與軍官擔心，日本若深陷中國戰場，可能削弱對蘇聯的防禦，也會增加巨額軍事負擔。
然而，日本陸軍參謀本部仍開始準備從朝鮮軍與關東軍調派部隊增援華北，包括步兵部隊、混成旅團與航空兵力。中國第二十九軍與日本中國駐屯軍雖曾達成局部停火協議，日軍增援行動卻沒有真正停止。
隨著雙方互不信任，前線衝突不斷發生。日本軍方逐漸以「懲罰中國軍隊」為理由擴大作戰，7月底進攻北平與天津。北平、天津相繼失守後，戰火迅速向華北其他地區蔓延。
8月，淞滬會戰在上海爆發，中日雙方投入大批兵力。這場原本發生於盧溝橋附近的局部衝突，最終演變為持續八年的全面抗日戰爭。
因此，7月10日的重要性，不在於日本當天已正式作出一次動員數十萬軍隊的最終決定，而是日本軍方開始在談判之外同步準備增兵，使和平解決的空間迅速縮小
法國國會授予貝當全權，維希政權形成
1940年7月10日，法國國民議會在維希召開會議，以569票贊成、80票反對的結果，授予法國元帥菲利普．貝當幾乎不受限制的制憲與統治權力。
就在一個多月前，納粹德國以閃電戰迅速擊潰法軍，巴黎於6月陷落。法國政府被迫撤往南部，並與德國簽署停戰協定。法國北部與大西洋沿岸由德軍占領，南部則暫時由設於維希的法國政府管治。
貝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凡爾登戰役中的法國英雄，在國家陷入崩潰時，許多民眾將他視為能夠恢復秩序的人物。然而，國會授權後，貝當迅速終結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民主制度，建立以個人權威為核心的政權。
維希政府以「勞動、家庭、祖國」取代法國大革命以來的「自由、平等、博愛」，宣揚保守、民族主義及反共和思想。政府不僅與納粹德國合作，也主動制定反猶太法令，拘捕及移交猶太人。
因此，維希政權不能只被視為完全受德國操控、毫無自主性的傀儡。它在許多迫害政策中具有主動性，也利用戰敗局勢推翻原有共和制度。
另一方面，戴高樂在倫敦組織自由法國運動，號召法國軍民繼續抵抗。二戰結束後，維希政權被視為非法政權，貝當則因叛國罪被判處死刑，後因年老而改為無期徒刑
盟軍登陸西西里島
1943年7月10日凌晨，美國、英國與加拿大部隊在義大利西西里島展開大規模登陸，行動代號為「哈士奇行動」。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盟軍首次大規模進攻軸心國控制的歐洲領土。
此前，盟軍已在北非擊敗德國與義大利軍隊。下一步該從何處進攻歐洲，盟國領導人曾出現不同意見。美國部分將領主張直接橫渡英吉利海峽進攻法國，英國首相邱吉爾則主張先打擊被他稱為軸心國「柔軟下腹部」的義大利。
西西里島位於地中海中心，具有重要戰略位置。若能控制該島，盟軍便能保障地中海航線，進一步進攻義大利本土，並迫使德國將部隊從東線與西歐其他地區調往南方。
登陸行動由美國第七軍團與英國第八軍團共同執行，投入大量軍艦、飛機與運輸船。雖然行動初期遭遇惡劣天候及部隊協調問題，盟軍仍成功建立灘頭陣地。
德軍與義大利軍隊展開抵抗，但義大利軍隊士氣低落，許多部隊迅速投降。德軍則進行有秩序的撤退，最終將大量人員與裝備經墨西拿海峽撤往義大利本土。
8月17日，盟軍完全控制西西里島。戰役直接導致墨索里尼於7月25日被解除首相職務，也加快義大利政府退出戰爭。西西里戰役因此不只是一場軍事勝利，更使軸心國的政治結構開始崩解。
日軍在華北推行殘酷的「三光作戰」
在抗日戰爭期間，日軍為摧毀華北地區的抗日根據地，逐步推行被中國民眾稱為「三光政策」的掃蕩作戰，也就是「殺光、燒光、搶光」。
這類政策並非單純在1941年7月10日由岡村寧次以一份文件首次提出，而是日軍在華北長期「治安戰」中逐漸形成的一系列軍事及統治手段。
1941年，岡村寧次出任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後，進一步加強對抗日根據地的封鎖、掃蕩與清剿。日軍在農村修築碉堡、公路、封鎖牆與封鎖溝，切斷游擊隊與民眾之間的聯繫。
在掃蕩過程中，日軍大量焚燒房屋及糧食，屠殺被懷疑支援抗日力量的民眾，搶奪牲畜與物資，並強迫居民遷入受日軍控制的村落。
這些行動的目的，是將游擊隊賴以生存的地區變成無人區，使抗日武裝無法取得糧食、情報與兵員。然而，最終承受最大傷害的往往是普通農民。
「三光政策」後來成為日本侵華戰爭暴行的重要象徵，但在歷史敘述上，應將它理解為一套逐步發展的軍事政策，而不是只在某一天突然頒布的單一命令
韓戰停戰談判在開城開始
1951年7月10日，韓戰交戰雙方代表在北韓開城舉行第一次正式停戰談判。這是韓戰爆發一年多後，雙方首次坐上談判桌，討論如何停止戰鬥。
1950年6月，北韓軍隊越過三八線進攻南韓。以美國為主的聯合國軍介入後，戰線一度推進至中國邊境。中國人民志願軍隨後參戰，將聯合國軍重新推回三八線附近。
到了1951年中，戰線逐漸穩定，雙方都難以取得決定性勝利，卻每天承受大量人員傷亡。蘇聯代表提出停戰談判建議，美國、中國、北韓與聯合國軍方面最終同意舉行會談。
第一次會議在由北韓控制的開城舉行。談判雙方包括北韓與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以及聯合國軍司令部代表。南韓總統李承晚則強烈反對停戰，希望繼續作戰、以武力統一朝鮮半島。
雙方對軍事分界線、停火監督、外國軍隊撤離及戰俘遣返等問題存在重大分歧。尤其是戰俘是否必須強制遣返，成為拖延談判最久的爭議。
會談後來移至板門店，談判持續兩年，期間戰場上的戰鬥並未停止。直到1953年7月27日，雙方才正式簽署停戰協定。
韓戰至今仍只處於停戰狀態，並未簽訂正式和平條約。1951年7月10日開始的談判，因此既是戰爭走向停火的起點，也留下延續至今的朝鮮半島分裂問題
巴哈馬脫離英國獨立
1973年7月10日，位於加勒比海與大西洋交界處的巴哈馬正式脫離英國獨立，成為一個主權國家，同時選擇留在大英國協之內。
巴哈馬由數百座島嶼與珊瑚礁組成，其中只有部分島嶼有人居住。1492年，哥倫布首次橫渡大西洋時，可能最先抵達的島嶼便位於巴哈馬群島。
在歐洲殖民者到來前，當地居住著盧卡亞人。西班牙殖民者將大量原住民掠往其他島嶼從事勞動，導致當地原住民族群在短時間內幾乎消失。
18世紀初，巴哈馬成為英國殖民地。此後，群島一度成為海盜活動中心，也因地理位置接近北美洲，而與海上貿易、奴隸制度及走私活動密切相關。
20世紀中期，巴哈馬逐漸發展旅遊與金融產業，首都拿騷也成為重要觀光城市。1964年，巴哈馬取得內部自治；1967年，林登．平德林領導的進步自由黨勝選，打破長期由白人少數菁英主導的政治體系。
1973年獨立後，平德林成為巴哈馬第一任總理。巴哈馬仍以英國君主為國家元首，由總督代表，政治制度採議會民主制。
今天的巴哈馬以海島觀光、金融服務與航運聞名，但也面臨颶風、氣候變遷、經濟過度依賴觀光等挑戰。
瑞芳煤山煤礦發生重大礦災
1984年7月10日下午，臺北縣瑞芳鎮，也就是今天的新北市瑞芳區，煤山煤礦坑內發生火災，造成103人死亡、22人受傷，成為臺灣戰後最嚴重的礦災之一。
當天下午約12時40分，礦坑內壓風機房的電線因落石受損，引發短路及火災。機房內的油料、電器設備與木造坑道支架迅速燃燒，產生大量含有一氧化碳的濃煙。
火災發生時，第一班礦工正準備出坑，第二班礦工則已陸續進入坑內，許多人因此被困在狹窄而昏暗的地下坑道中。由於通風及抽風設備無法有效運作，毒煙迅速沿著坑道蔓延。
事故發生後，大批救難人員及礦工家屬聚集在礦場外。救援人員冒著火災、落石與中毒風險進入坑道，但許多受困者已因吸入一氧化碳而死亡。
調查指出，礦場將原本應設置於坑外的空氣壓縮設備放在坑內，加上消防、通風、自救呼吸器與緊急應變措施不足，使火災迅速演變成大規模傷亡。
1984年是臺灣礦業史上最悲慘的一年。同一年內，臺灣接連發生海山煤礦、煤山煤礦與海山一坑等重大事故，造成數百名礦工死亡。
這些災變使社會開始正視礦場安全、勞工權益與能源政策。隨著進口煤炭增加及礦場逐步關閉，臺灣煤礦產業也從此加速走向衰退
法國特工炸沉「彩虹勇士號」
1985年7月10日晚間，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的船隻「彩虹勇士號」，停泊在紐西蘭奧克蘭港時遭到兩枚水下炸彈襲擊，船身嚴重破損並迅速沉沒。
彩虹勇士號當時正準備帶領一支船隊，前往南太平洋抗議法國在穆魯羅瓦環礁進行核子試爆。
爆炸發生後，多數船員及時逃生，但葡萄牙籍攝影師費爾南多．佩雷拉返回船艙取回攝影器材時，第二枚炸彈爆炸，導致他溺水身亡。
紐西蘭警方展開調查後，發現襲擊者並非一般恐怖組織，而是法國對外安全總局派出的特工。兩名法國特工使用假身分進入紐西蘭，並參與爆炸行動。
法國政府起初否認涉案，但隨著證據陸續曝光，最終承認行動由法國情報機構策畫。法國國防部長辭職，情報機構負責人也遭撤換。
這起事件使法國與紐西蘭關係嚴重惡化。對許多人而言，一個民主國家竟在另一個友好國家的港口實施爆炸行動，形同侵犯紐西蘭主權。
彩虹勇士號沉船事件也使南太平洋反核運動獲得全球關注。原本希望阻止抗議的秘密行動，反而讓更多人開始關心核試爆對島嶼居民與海洋環境造成的傷害
巴基斯坦國際航空客機墜毀
2006年7月10日，巴基斯坦國際航空一架福克F27型客機，從南部城市木爾坦起飛不久後墜毀，機上45人全部罹難。
班機原定飛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馬巴德，起飛後不久便傳出引擎故障。飛行員試圖控制飛機並返回機場，但飛機失去高度，最終墜落於機場附近田地並起火燃燒。
罹難者包括政府官員、軍方人士、法官、大學學者及一般乘客。由於機上無人生還，事故在巴基斯坦社會引發巨大震撼。
福克F27是一款在1950年代開始服役的雙螺旋槳客機。事故發生後，巴基斯坦航空安全、老舊機隊維護及飛行員應變能力再次受到質疑。
調查認為，飛機起飛後其中一具引擎故障，加上飛行員處置及飛機性能等因素，使客機無法安全返回機場。
這起事故也提醒人們，航空安全不只取決於飛機是否能夠起飛，更涉及日常維修、飛行訓練、監管制度及緊急程序是否確實執行。
中國前國家藥監局局長鄭筱萸遭處決
2007年7月10日，中國前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鄭筱萸，因受賄及玩忽職守罪被執行死刑。
鄭筱萸曾任中國藥品監管體系最高負責人之一。在任期間，他被指收受多家製藥企業賄賂，為相關企業取得藥品及醫療器材審批提供便利。
法院認定，他收受的賄賂總額超過六百萬元人民幣。更嚴重的是，在其主導的藥品審批制度下，大量藥品證件未經嚴格審查便獲批准，部分不合格或存在安全風險的產品得以上市。
當時，中國製造的食品、藥品、牙膏與寵物食品在海外接連爆發安全爭議，中國產品品質及監管制度受到國際社會質疑。
在這種背景下，鄭筱萸被判處死刑並迅速執行，引起國際高度關注。有人認為，這顯示中國政府希望以重刑震懾官員及企業；也有人質疑，處決單一官員是否足以解決監管制度、利益勾結與行政透明度不足等結構性問題。
此案成為中國食品藥品監管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貪腐案件之一，也促使政府重新檢討藥品註冊、審批及安全監督制度。
美國參議院重申《台灣關係法》
1998年7月10日前後，美國國會就台灣安全與國際參與問題通過相關決議，重申美國將依據《台灣關係法》向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並反對以武力或脅迫方式改變台海現狀。
《台灣關係法》於1979年生效。當時美國正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終止與中華民國的正式外交關係。美國國會為維持與台灣的非官方關係及安全承諾，因此制定這項國內法。
法律規定，美國將向台灣提供維持足夠自我防衛能力所需要的武器，也將任何以非和平方式決定台灣前途的行動視為對西太平洋和平與安全的威脅。
1990年代中期，台海關係高度緊張。1995年至1996年間，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台灣周邊進行飛彈試射與軍事演習，美國則派遣航空母艦戰鬥群進入附近海域。
1998年的國會決議延續這種政策方向，一方面要求中國放棄對台使用武力，另一方面支持台灣更有意義地參與部分國際組織。
不過，美國國會決議與行政部門的實際外交政策並不完全相同。美國長期維持所謂「戰略模糊」，既反對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也未明確承諾在所有情況下必然出兵。
因此，相關決議反映的是美國國會對台灣安全的政治支持，也顯示台灣問題一直是中美關係中最敏感、最容易引發衝突的議題之一。
蘇聯塔斯社正式成立
1925年7月10日，蘇聯政府在原有俄羅斯電訊社基礎上，正式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電訊社」，簡稱塔斯社。
塔斯社負責蒐集與發布蘇聯國內外新聞，也是蘇聯政府最重要的官方新聞機構。在蘇聯政治體制下，媒體並不被視為獨立監督政府的力量，而是黨和國家宣傳、教育及政治動員的重要工具。
塔斯社在蘇聯境內擁有廣泛記者網絡，並在世界多國派駐記者。國際媒體若想了解蘇聯官方立場，通常會密切關注塔斯社發布的消息。
冷戰期間，塔斯社的報導不僅傳遞新聞，也反映蘇聯對美國、北約、第三世界革命及國際危機的政治立場。
由於新聞發布受到共產黨嚴格控制，塔斯社有時會延遲公布事故、政治鬥爭及領導人健康等敏感資訊。因此，外國分析人士經常從報導措辭、人物排序及消息篇幅中，推測蘇聯內部的政治變化。
1991年蘇聯解體後，塔斯社經歷改名及組織調整，後來恢復使用塔斯名稱，至今仍是俄羅斯最重要的國家通訊社之一。
歐洲議會在北京奧運前批評中國人權狀況
2008年7月10日，距離北京奧運開幕不到一個月，歐洲議會通過決議，批評中國在人權、新聞自由、西藏問題與政治犯待遇等方面的表現。
中國取得2008年奧運主辦權時，曾表示奧運將促進中國社會開放及人權進步。然而，隨著開幕日期接近，國際人權團體指出，中國仍持續限制新聞採訪、網際網路、政治異議與宗教活動。
同年3月，西藏拉薩及其他藏區爆發抗議與暴力衝突，中國政府展開鎮壓並限制外國記者進入，使西藏問題成為北京奧運前最受關注的國際爭議之一。
歐洲議會的決議要求中國遵守申辦奧運時所作的承諾，釋放部分政治犯，改善新聞自由，並與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代表展開實質對話。
不過，歐洲議會決議主要具有政治表態意義，並不等同歐盟各國政府共同採取制裁。部分歐洲領導人仍出席北京奧運開幕式，顯示各國在人權價值、外交關係及經濟利益之間存在不同考量。
這項決議反映出大型體育賽事經常不只是運動競技，也會成為國家形象、外交政治與人權爭議交會的舞台。
烏克蘭調查1932至1933年大饑荒
2008年7月，烏克蘭安全部門與司法機構進一步調查1932年至1933年間發生的「烏克蘭大饑荒」，試圖確認史達林時期蘇聯官員在饑荒中的責任。
1920年代末，史達林在蘇聯推動農業集體化，要求農民放棄私人土地與牲畜，加入國家控制的集體農莊。政府同時訂下極高的糧食徵收目標，將大量糧食運往城市、工業區及海外。
在烏克蘭及其他農業地區，官員進入農村搜索糧食，沒收穀物、種子及其他食物。許多村莊被列入黑名單，居民不得自由離開，導致大批農民在缺糧情況下死亡。
歷史學家普遍認為，這場饑荒造成數百萬人死亡，但具體人數因人口資料、統計方法與政治立場不同而存在差異。較常見的烏克蘭死亡估算約為數百萬人，不宜直接斷言至少一千萬人死亡。
烏克蘭將這場饑荒稱為「Holodomor」，意指以飢餓造成的死亡。烏克蘭政府認為，蘇聯政權刻意利用饑荒打擊烏克蘭民族及農民抵抗，因此將其認定為種族滅絕。
俄羅斯政府則承認饑荒造成巨大悲劇，但反對將其定義為只針對烏克蘭人的種族滅絕，理由是當時俄羅斯、哈薩克等其他蘇聯地區也有大量人口死亡。
這場歷史爭議至今仍影響俄羅斯與烏克蘭關係，也顯示歷史記憶往往會成為現代國家認同及地緣政治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