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民眾攻陷巴士底獄
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獄。這座監獄當天只有七名囚犯，軍事價值也相當有限，卻因長期象徵王權專制與秘密拘禁，成為法國大革命最著名的政治象徵。
18世紀末的法國，表面上仍是歐洲最強大的王國之一，實際上卻陷入嚴重財政危機。王室長期參與戰爭，包括支援美國獨立戰爭，累積龐大債務。政府支出不斷增加，稅收制度卻極不公平。
法國社會當時分成三個等級。第一等級是教士，第二等級是貴族，第三等級則包括資產階級、城市居民、工人與農民。人口最多的第三等級承擔主要稅賦，教士與貴族卻享有大量免稅及政治特權。
1788年前後，法國又遭遇歉收與嚴寒，麵包價格大幅上漲。對巴黎普通居民而言，麵包並不是餐桌上的配角，而是最重要的主食。當一個家庭的大部分收入都必須拿來買麵包，物價上漲便足以引發社會危機。
為解決國庫問題，路易十六於1789年5月召開自1614年後便未曾召開的三級會議。國王原本希望各階級同意增加稅收，第三等級代表卻要求改變表決制度，讓每名代表擁有一票，而不是由三個等級各投一票。
6月17日，第三等級代表宣布自己為「國民議會」，聲稱他們才真正代表法國人民。幾天後，代表們在網球場宣誓，在制定憲法以前絕不解散。法國的政治衝突開始從稅收問題轉變成「國家主權究竟屬於國王還是人民」的根本問題。
7月初，巴黎周圍聚集大批王家軍隊。7月11日，受到民眾支持的財政大臣內克遭國王免職，引發巴黎居民擔心國王即將以武力解散國民議會。
7月12日起，巴黎爆發示威與騷亂。市民開始尋找武器，並組成民兵。7月14日上午，人群攻入榮軍院，取得數萬支步槍，卻缺乏火藥與彈藥，因此轉往巴士底獄。
巴士底獄由總督德洛內指揮，內有少量守軍與大量火藥。民眾最初要求交出武器和火藥，談判卻在混亂中破裂，雙方隨即交火。
戰鬥持續數小時，造成近百名攻城民眾死亡。部分守軍最後拒絕繼續作戰，德洛內被迫投降。憤怒的群眾將他拖往巴黎市政廳，途中把他殺死，並將他的頭顱插在長矛上遊街。
攻陷巴士底獄的直接軍事成果不大，但政治衝擊極為強烈。它證明巴黎民眾已經願意武裝反抗王權，也使路易十六暫時放棄以軍隊鎮壓國民議會。
此後，革命浪潮從巴黎蔓延至法國農村。農民攻擊莊園、焚燒封建契約，迫使國民議會在8月廢除多項封建特權，並通過《人權與公民權宣言》。
巴士底獄後來被逐步拆除，石塊被製成紀念品送往法國各地。1880年，法國正式將7月14日定為國慶日。
值得注意的是，法國國慶不只紀念1789年攻陷巴士底獄，也與1790年7月14日舉行、象徵全國和解的聯盟節有關。因此，這一天既代表革命，也代表法國人希望建立新國家秩序的理想。
護國戰爭結束，袁世凱帝制勢力遭到清算
1916年7月14日，以唐繼堯為首的護國軍軍務院宣布撤銷，各地反袁勢力陸續取消獨立，持續半年多的護國戰爭大致結束。
這場戰爭的起點，是袁世凱試圖將中華民國改造成由自己統治的帝國。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後，袁世凱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此後，他逐步削弱國會與政黨力量，鎮壓二次革命，解散國民黨，並修改制度，使總統權力不斷擴大。
1915年，楊度、孫毓筠、嚴復等人組成籌安會，公開宣傳中國不適合共和，主張恢復君主制度。袁世凱的親信及地方官員也透過所謂「國民代表推戴」，營造全國擁護袁世凱稱帝的假象。
同年12月，袁世凱接受皇帝稱號，將1916年定為「洪憲元年」。然而，他的稱帝行動迅速引發反彈。
1915年12月25日，蔡鍔、唐繼堯與李烈鈞在雲南宣布獨立，組織護國軍討伐袁世凱。貴州、廣西、廣東、浙江及其他省分先後響應，北洋軍內部也逐漸出現動搖。
袁世凱雖擁有較龐大的軍隊，卻面臨軍費不足、將領消極作戰，以及國內外普遍反對等問題。原本支持他的部分北洋將領，也擔心帝制會破壞現有權力格局。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洪憲帝制總共只維持八十多天，但反對他的軍事行動並未立刻停止。南方各省要求袁世凱下台，北方政局則陷入混亂。
6月6日，袁世凱病逝，副總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黎元洪宣布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試圖重新建立共和秩序。
在這種背景下，南北雙方開始妥協。7月14日，軍務院撤銷，各省逐步取消獨立，護國戰爭正式走向終結。史料一般將這一天視為護國戰爭的結束節點。
北京政府同時開始追究帝制運動推動者的責任。楊度、孫毓筠、梁士詒等人被列為帝制禍首，面臨通緝或懲處。
不過，這場政治清算具有很大象徵性。許多被通緝者早已逃離北京，或受到軍政人物保護，真正遭到嚴厲處罰的人並不多。隨著政治局勢變化，不少帝制參與者後來又重新進入政界。
護國戰爭成功阻止袁世凱建立世襲帝制，證明當時中國社會已難以公開接受皇帝制度復辟。
但戰爭並沒有建立穩定民主制度。袁世凱死後，北洋集團失去共同領袖，各地軍人依靠自己的軍隊、財政與地盤爭奪權力，中國逐漸進入軍閥割據時代。
因此，護國戰爭既是一場捍衛共和名義的勝利，也是民國中央權力進一步瓦解的開始。
上海「大世界」正式開業
1917年7月14日，位於上海法租界附近的「大世界」遊藝場正式開業。它集戲曲、電影、雜技、說書、餐飲、商業與遊戲於一體，很快成為近代上海最具代表性的大眾娛樂中心。
大世界的創辦人黃楚九，是近代上海著名商人。他早年經營藥品，善於包裝商品、刊登廣告及製造話題，曾推出「艾羅補腦汁」等商品，在上海商界累積大量財富與知名度。
20世紀初的上海快速現代化。電車、電燈、報紙、電影及百貨公司陸續出現，來自不同地區的人口大量湧入城市。工人、商人、學生、買辦、外國人及江湖藝人，共同構成複雜而流動的都市社會。
黃楚九看準城市居民對休閒娛樂的需求，打造一個只需購買一張門票，便能在其中觀看多種表演、遊玩不同設施的綜合娛樂場所。
大世界內設有多座劇場與舞台，演出京劇、越劇、滬劇、評彈、雜技、魔術、滑稽戲及地方曲藝。觀眾可以在同一棟建築中從一場表演走到另一場表演，不必另外購票。
這種「一票到底」的經營方式，讓娛樂不再只屬於富裕階層。普通市民、外地旅客及家庭也能進入大世界，度過一整天。
大世界還設置哈哈鏡、遊戲機、餐館、商店及各種新奇設施。其標誌性的多層塔樓、霓虹燈與密集人潮，使它成為老上海繁華生活的象徵。
不過，大世界的歷史也有陰暗一面。1928年，上海發生嚴重治安事件，被稱為「大世界拐賣婦孺案」，引起社會對人口販運與娛樂場所管理的關注。
1937年淞滬會戰期間，許多難民湧入上海租界，大世界一度成為收容難民的地點。8月14日，炸彈誤落附近，造成大量平民死傷，這一天後來被稱為「血腥星期六」。
大世界幾經停業、改名與修繕。新中國成立後，它曾改為人民遊樂場，後來又恢復「大世界」名稱。
今天，大世界已轉型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與演出空間。從通俗娛樂場到文化保存場所，它的命運反映上海百年來城市娛樂、戰爭創傷與文化政策的變化。
安福系透過國會選舉擴張權力
1918年夏季，北京政府舉行新一屆國會選舉。受到皖系軍閥段祺瑞支持的安福俱樂部，透過行政干預、政治交易與地方軍人控制，取得國會多數。這屆國會後來被稱為「安福國會」。
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雖然建立國會制度，但選舉常受到軍事力量、地方官員及派系政治操控。
袁世凱死後，北洋集團分裂成皖系、直系及奉系等派系。段祺瑞掌握北京政府實權，主張對德國宣戰、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並希望利用日本貸款編練軍隊。
段祺瑞的親信徐樹錚、王揖唐等人於1918年組織安福俱樂部。名稱來自他們活動所在地北京安福胡同。
安福系表面上是一個議員團體，實際上卻是皖系操控國會與政府的重要政治工具。它透過軍事督軍、地方官員及金錢運作支持特定候選人。
部分地區因戰亂無法正常舉行選舉，代表甚至直接由地方軍政人物指定。另一些地方則出現賄選、恐嚇、限制反對派參選等問題。
安福系最終在眾議院與參議院取得壓倒性優勢。不同資料對確切席次統計不一，有資料認為其核心成員約控制三百多席，而「384席、占472席」可能將親安福議員及盟友一併計算，不宜視為完全一致的固定數字。
安福國會成立後，選出徐世昌為大總統，並支持段祺瑞及皖系的主要政策。
它也通過部分現代化法案，例如勞工保護、官僚制度及財政改革。然而，由於國會產生過程缺乏公信力，這些制度建設始終籠罩在軍閥控制的陰影下。
1919年巴黎和會決定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交日本，引發五四運動。學生與民眾批評北京政府對日妥協，安福系也因親日外交及接受日本貸款而受到猛烈攻擊。
1920年直皖戰爭爆發，皖系戰敗，安福俱樂部失去軍事支持。徐世昌下令解散安福國會，部分領袖被通緝或逃往海外。
安福國會的歷史說明，單純擁有國會、憲法與選舉形式，不一定代表民主政治真正運作。當軍隊、金錢與行政權力能夠決定選舉結果時，議會便可能成為強權合法化自身統治的工具。
解放軍少將朱成虎發表核武言論
2005年7月14日前後，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防務學院院長朱成虎少將，在北京與外國記者座談時談及台海衝突與核武問題，其言論迅速引起國際爭議。
朱成虎表示，假如美國在台海軍事衝突中以巡弋飛彈或精確武器攻擊中國領土，中國可能無法只以常規武器與美國對抗，因此可能選擇使用核武。
他還提到，中國必須準備承受西安以東地區被摧毀的代價，而美國也應準備承受數百座城市遭到攻擊。
相關言論首先被外國媒體報導，隨後受到美國政府及國際安全專家關注。美國國務院將這些話形容為「高度不負責任」，要求北京說明其是否代表中國官方立場。
朱成虎在發言時強調，這只是他個人的學術判斷，不代表中國政府或中央軍事委員會。他也表示自己並不預期中美真的會爆發戰爭。
中國外交部及駐美使館隨後與這番言論保持距離，重申中國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並稱朱成虎的發言屬於個人觀點。
因此，將事件稱為「中共正式核訛詐」並不精確。更合適的標題是「解放軍少將發表對美核武言論」，既保留事件的嚴重性，也區分個人談話與正式國家政策。
儘管並非官方宣言，朱成虎的身分仍使事件受到高度重視。他是現役少將及國防大學學者，其言論反映中國軍事思想界至少存在討論核威懾、台海戰爭及美國介入風險的聲音。
爭議的一個核心，是中國長期宣示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依照官方立場，中國承諾在任何時間、任何情況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
朱成虎的假設卻將美國以常規武器攻擊中國，視為可能引發中國率先動用核武的情境。這與「不首先使用」政策表面上存在矛盾。
另一個問題是核武與台灣議題的連結。如果台海衝突升高，中國、美國及區域盟友都可能被捲入。即使各方最初只使用常規武器，誤判與升級仍可能使戰爭跨越核門檻。
言論曝光後，有美國國會議員要求中國政府公開譴責朱成虎，甚至有人主張撤銷其職務。不過，中國官方主要採取淡化處理，沒有宣布他代表政府，也沒有公開對他進行重大懲處。
這起事件顯示，在涉及台灣、美中軍事競爭與核武政策時，即使一名軍官聲稱只代表個人，一句話也可能被視為戰略訊號，影響國際社會對中國核政策的判斷。
中國政府全面鎮壓法輪功前夕
1999年7月，中國政府與法輪功之間的衝突迅速升高。7月20日起，多地公安拘捕法輪功主要聯絡人；7月22日，中國民政部及公安部正式宣布取締相關組織並禁止集體修煉及宣傳活動。
法輪功由李洪志於1990年代初公開傳播，結合氣功動作、道德修煉，以及「真、善、忍」等理念。在1990年代氣功熱潮中，法輪功迅速吸引大量參與者。
最初，中國官方對各類氣功活動大致採取鼓勵或容忍態度，將其視為健身及節省醫療資源的一種方式。
但隨著法輪功參與人數增加、組織動員能力提升，官方開始對其獨立於黨政體系之外的群體活動感到不安。
1999年4月，天津一份刊物發表批評法輪功的文章，引起修煉者抗議。部分參與者遭警方拘留後，有關人士被告知應向北京中央部門反映問題。
4月25日，超過一萬名法輪功學員聚集在北京中南海附近，要求釋放天津被捕者、提供合法修煉環境，並停止媒體攻擊。
集會過程大致和平，參與者當晚陸續離去。然而，中共高層將如此大規模、組織嚴密又未由官方主導的集會視為嚴重政治挑戰。
1999年6月，中共設立後來被稱為「六一〇辦公室」的協調機構，負責處理法輪功問題。
7月20日凌晨，多地公安開始拘捕法輪功主要聯絡人。7月22日，公安部發布通知，禁止公開修煉、散發資料、集體上訪及反對政府取締決定的行動。
此後，大量法輪功修煉者遭到拘留、勞動教養、監禁及強迫思想轉化。國際人權組織與各國政府報告記錄了酷刑、任意拘禁及羈押中死亡等指控。
中國政府則將法輪功定性為非法組織，指責其散布迷信、危害參與者健康並威脅社會秩序。法輪功團體否認相關指控，認為取締是針對宗教及信仰自由的政治迫害。
至於1999年7月14日，山東濰坊修煉者是否曾獲地方政府書面承諾，現有說法主要來自法輪功團體及相關媒體，缺少可供交叉核對的獨立官方文件。
因此，旁白可以說「鎮壓前夕，部分地方學員仍試圖透過上訪爭取保證」，但不宜直接斷言地方政府確曾正式承諾不打擊，之後又有計畫地欺騙參與者。
這段歷史真正可以確認的核心，是1999年7月20日至22日，中國政府由先前的監控與限制，正式轉向全國性的取締和鎮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