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國民政府宣布「分共」，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
1927年7月15日，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召開重要會議，決定限制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及政府內部的活動，要求中共黨員退出國民黨領導機關。這項決定通常被稱為「七一五分共」或「武漢分共」，也標誌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走向破裂。
第一次國共合作始於1924年。當時孫中山接受蘇聯與共產國際援助，採取「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允許中共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
在這種合作架構下，國民黨建立黃埔軍校、改組黨務並發動北伐。中共則積極發展工會、農民協會與基層群眾組織。雙方暫時擁有打倒軍閥、完成國民革命的共同目標，但對革命方向與最終權力分配始終存在矛盾。
1927年初，北伐軍進入長江流域，國民政府從廣州遷往武漢。武漢政府由汪精衛、唐生智等人主導，起初被視為國民黨左派與中共合作的中心。
然而，湖南、湖北等地農民運動迅速擴張。農民協會沒收地主財產、衝擊宗族制度，部分地區還出現私刑、抄家與地方衝突。中共認為這是土地革命的重要階段，國民黨軍官、地主及地方士紳卻感到自身利益受到直接威脅。
1927年5月，長沙發生「馬日事變」。國民黨軍官許克祥率軍襲擊中共及農民組織，大批共產黨員和工農運動參與者被捕或殺害。這表示即使在名義上支持國共合作的武漢政府控制區內，反共勢力也已開始行動。
同一時期，共產國際向中共中央發出後來被稱為《五月指示》的命令。指示要求中共繼續推動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武裝，並改造國民黨中央，使工農力量取得更大影響。
共產國際代表、印度革命家羅易將相關文件內容透露給汪精衛。汪精衛看到後，認為共產國際打算利用中共控制國民黨、軍隊與武漢政府，雙方之間原本已十分脆弱的互信因此進一步崩潰。
不過，汪精衛轉向反共並不是單一文件造成的。當時馮玉祥已要求武漢方面清除蘇聯顧問與共產勢力；唐生智等軍事將領也反對中共繼續發展工農武裝。南京的蔣介石政權則已於4月發動清黨，形成與武漢政府競爭的另一個國民黨中央。
換句話說，武漢政府同時面臨軍方壓力、地方社會衝突、南京方面的政治競爭，以及共產國際要求加速革命的多重壓力。美國外交檔案也顯示，1927年夏季武漢政權內部的溫和派與激進派矛盾持續加深，部分軍事領袖公開要求清除蘇聯顧問和共產勢力。
7月15日，武漢國民黨中央通過相關決議，要求共產黨員不得再以共產黨名義在國民黨內活動，並限制工農運動。鮑羅廷等蘇聯顧問隨後離開武漢，中共黨員也陸續退出政府與國民黨機構。
武漢分共後，部分地區開始逮捕和處決共產黨員。中共則認定透過國民黨進行合法政治活動的道路已經失敗，轉而準備武裝起義。
不到一個月後，中共於8月1日發動南昌起義；9月又發動秋收起義。中國政治由國共合作，轉入長期武裝對抗。
因此，較客觀的標題不宜使用「汪精衛清共是被共產黨逼出來的」，而可改成：
「七一五分共：一份密令如何加速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
《五月指示》確實成為汪精衛轉向的重要刺激，但國共決裂本質上是革命路線、軍事控制、土地政策與政權歸屬等矛盾共同爆發的結果。
鑑湖女俠秋瑾就義
1907年7月15日凌晨，革命志士秋瑾在浙江紹興軒亭口遭清政府處決。她不只是反清革命者，也是中國近代最具代表性的女性解放倡議者之一。
秋瑾出生於1875年，祖籍浙江紹興。她成長於官宦家庭，自幼接受傳統教育，喜愛詩詞、騎馬、舞劍，也對《木蘭辭》等女性英雄故事深感興趣。
成年後，秋瑾依照家庭安排結婚，並隨丈夫移居北京。婚姻生活並不幸福，她逐漸接觸維新、革命與女性解放思想，開始質疑傳統婚姻和女性必須依附家庭的社會制度。
1904年，秋瑾不顧家人反對，變賣首飾前往日本留學。在東京，她剪去纏足、改穿男裝，積極參與留學生政治活動，先後加入光復會與同盟會。
秋瑾認為，中國女性所受的壓迫與國家的衰弱密不可分。她反對纏足、包辦婚姻與女性缺乏教育，主張女性應當走出家庭，接受現代教育並參與救國運動。
她曾在文章中疾呼女性不能只等待男性拯救，而應爭取經濟與人格獨立。她所追求的不只是推翻清朝，也包括改變傳統社會對女性角色的限制。
1906年回國後，秋瑾在上海創辦《中國女報》，宣傳女權、教育與革命。她也前往浙江紹興，主持大通學堂。
大通學堂表面上是一所培養體育與軍事人才的學校，實際上也是光復會在浙江聯絡革命黨人、訓練武裝人員的重要據點。
秋瑾與徐錫麟等人計畫在安徽、浙江同時起兵。徐錫麟原定利用自己在安徽巡警學堂的職務發動起義，但計畫提前暴露。
1907年7月6日，徐錫麟在安慶刺殺安徽巡撫恩銘，隨即被捕並遭處決。清政府從徐錫麟及相關人員身上發現革命組織線索，浙江官府開始搜捕秋瑾。
有人勸她立即逃走，秋瑾卻選擇留在大通學堂。一種解釋是她希望保護學生並銷毀名冊；另一種說法則認為她已抱定以死喚醒社會的決心。
7月13日，清軍包圍大通學堂。秋瑾與少數學生曾短暫抵抗，最後遭到逮捕。
審訊期間，官府無法取得她直接參與起義的完整口供。流傳最廣的說法，是秋瑾只寫下「秋風秋雨愁煞人」七個字。
不過，這句話究竟是秋瑾親筆絕命詞、引用前人詩句，還是後來報刊加工形成的記憶，學界仍有討論。因此，旁白最好使用「相傳」或「後來廣泛流傳」來描述。
7月15日凌晨，秋瑾在軒亭口被處決。她去世時約31歲。
秋瑾遇害後，負責審理案件的山陰知縣李鍾岳因未能保全她而備受良心譴責，後來自盡。秋瑾的死亡也引起輿論震動，使清政府遭到濫殺革命者的批評。
辛亥革命成功後，秋瑾被追認為革命烈士。1912年，她的遺骨重新安葬於杭州西湖旁，與岳飛墓遙相呼應。
秋瑾最重要的歷史意義，不只是她為反清革命犧牲。她將民族革命與女性解放連結起來，提出女性也應成為國家與歷史主體。
她曾用詩文書寫自己的理想：不是成為被保護的弱者，而是以獨立人格參與改造世界。也因此，「鑑湖女俠」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極具象徵性的名字。
中葡兩國展開澳門勘界談判
1909年7月15日下午，中國與葡萄牙代表在香港葡萄牙領事館舉行首次澳門勘界會議。這場談判的核心問題，是葡萄牙在澳門究竟擁有多大範圍的管治權。
澳門自16世紀中葉起逐漸成為葡萄牙人在中國沿海的重要貿易據點。葡萄牙人最初以租居、納稅方式留在澳門，中國政府仍保有主權並派官員管理部分事務。
19世紀中葉以後，隨著西方列強侵略中國，葡萄牙也開始擴張對澳門的實際控制。
1849年，澳門總督亞馬留停止向清政府繳納地租，驅逐中國海關官員，並試圖將葡萄牙管治範圍向澳門半島以外延伸。
1887年，中葡簽署《中葡和好通商條約》。條約承認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門」，但同時規定葡萄牙若要將澳門讓與其他國家，必須取得中國同意。
問題在於，條約並未清楚劃定澳門的具體邊界，也沒有解決氹仔、路環、青洲、橫琴及周邊海域的歸屬問題。
此後，葡萄牙方面不斷擴張實際控制範圍，清政府則認為葡方侵占原本不屬於澳門租居範圍的島嶼和水域。
1909年，中葡雙方同意展開勘界談判。中方代表為高而謙，葡方代表為若阿金．馬沙度。澳門歷史資料記載，第一次會議於7月15日下午2時30分在葡萄牙駐香港領事館舉行。
葡萄牙方面提出的範圍極廣，不只包括澳門半島、青洲、氹仔和路環，還對橫琴部分地區及廣大周邊水域提出要求。
中方則強調，葡萄牙在澳門的權利源自歷史租居和條約，而不是領土割讓。中方也反對葡萄牙將實際占領範圍解釋成合法領土。
雙方在歷史文件、地圖、稅收、地方管轄及居民活動等問題上爭執不下。葡方試圖以長期管治及實際占有作為依據，中方則要求以原有租居範圍及中國歷代行政紀錄為準。
談判持續數月，前後召開多次會議，但雙方始終無法就邊界達成共識。葡方要求中國承認更大範圍的澳門領土，中方則拒絕接受。
會談最終沒有簽署正式劃界條約。這使澳門周邊部分水域與島嶼的界線問題繼續存在，也成為20世紀中葡關係中的歷史爭議。
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1909年談判反映清末中國在國力衰弱下，仍試圖透過外交和法律方式阻止列強進一步擴張。
澳門問題直到20世紀後期才出現根本轉折。1987年，中葡兩國簽署聯合聲明，確認中國將於1999年12月20日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
因此，1909年的勘界談判雖然沒有結果，卻是澳門主權演變史上不可忽略的一頁。
第二次馬恩河戰役爆發
1918年7月15日，德軍在法國馬恩河地區發動大規模攻勢，第二次馬恩河戰役正式開始。這是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西線發動的最後一次大型進攻，也成為戰局由德軍攻勢轉向協約國全面反攻的關鍵節點。
1917年底，俄國爆發革命。布爾什維克政權與德國展開和談，並於1918年3月簽署《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
俄國退出後，德國得以將大批軍隊從東線調往西線。德軍統帥魯登道夫認為，必須趕在美國軍隊大規模抵達歐洲以前擊敗英法聯軍。
1918年春季，德軍先後發動多次攻勢，一度突破協約國防線並接近巴黎。德國軍隊卻也因長期作戰、補給不足和傷亡慘重而逐漸疲憊。
7月15日，德軍在蘭斯兩側發動新一輪攻擊。其目的之一是牽制法軍預備隊，為日後向佛蘭德斯方向進攻創造條件。
在蘭斯以東，法軍已從情報、俘虜口供與德軍行動中得知攻擊時間。法軍主動撤離最前方陣地，只留下少量部隊，並在德軍炮擊後以密集火力反擊。
德軍因此攻入部分空陣地，隨後卻遭遇法軍縱深防禦，攻勢很快受阻。
蘭斯以西，德軍成功渡過馬恩河，建立橋頭堡並向前推進數公里，但無法取得決定性突破。
法軍、英軍、美軍與義大利軍隊共同參與防禦。到此時，美國遠征軍已開始大批抵達歐洲，德國原本希望在美軍形成戰力前結束戰爭的計畫逐漸落空。
7月18日，法國元帥福煦命令協約國發動反攻。法軍與美軍在數百輛戰車支援下，突然攻擊德軍側翼。
德軍缺乏足夠預備隊，也來不及建立堅固防線，只能逐步向後撤退。協約國重新奪回蘇瓦松等重要地區，並迫使德軍放棄馬恩河突出部。
戰役持續至8月初。德軍雖然沒有立即崩潰，卻失去繼續發動大規模戰略攻勢的能力。
第二次馬恩河戰役的真正意義，不是某一天便直接決定德國戰敗，而是德軍從此徹底失去西線主動權。
8月8日，協約國又在亞眠發動攻勢，揭開後來所稱的「百日攻勢」。德軍不斷後退，國內經濟、軍隊士氣與政治秩序也迅速惡化。
1918年11月11日，德國簽署停戰協定，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第二次馬恩河戰役因此被視為西線的重大轉折。德國試圖在最後關頭贏得戰爭，結果卻耗盡最後的進攻力量，將主導權交到協約國手中。
廣州沙面工人發動大罷工
1924年7月15日，廣州沙面租界三千多名中國工人開始罷工，抗議英法租界當局頒布帶有明顯種族歧視色彩的《新警律》。
沙面位於廣州珠江邊，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被劃為英、法租界。島上設有領事館、銀行、洋行、教堂及外國人住宅，是近代廣州最典型的殖民租界空間。
大量中國人在沙面擔任廚師、僕役、車夫、清潔工、碼頭工人及商店雇員。他們維持租界日常運作，社會地位卻遠低於外國居民。
1924年5月，越南革命者范鴻泰試圖在沙面維多利亞酒店刺殺法屬印度支那總督馬蘭。炸彈造成其他人員死傷，范鴻泰則在逃離時落水身亡。
英法租界當局以加強治安為由，於6月30日公布《新警律》，規定自8月1日起，中國人進出沙面必須攜帶特別通行證。
部分規定甚至要求中國雇員的證件附上外國雇主照片，以證明其受雇身分。歐美人及部分其他國籍人士則不受同等限制。
這項規定意味著，中國人在中國土地上的租界區域內，必須以外國雇主身分作為通行依據，因此引起強烈憤怒。
7月15日，在中國共產黨廣州地方組織與工會人員推動下，沙面中國工人宣布罷工。中國籍巡捕及其他雇員也陸續響應。
廣州市各工會、學生與社會團體舉行聲援活動，成立反對沙面苛例的聯合組織。廣州地方史資料記載，當天有三千多名沙面洋務工人參加罷工。
工人的要求十分明確：取消帶有種族歧視的通行制度，保障中國工人自由進出租界的權利。
罷工持續一個多月。由於廚師、僕役、運輸與服務人員停止工作，沙面租界的日常生活受到嚴重影響。
英法租界當局最後被迫讓步，於8月撤銷或修改相關規定，工人取得勝利。
沙面罷工的規模雖不及後來的省港大罷工，卻具有重要象徵意義。它說明租界內的中國工人已能透過有組織的集體行動，挑戰殖民當局建立的種族與社會階級秩序。
這場罷工也使廣州工人運動逐漸走出1923年二七慘案後的低潮，為翌年的五卅運動及省港大罷工累積組織經驗。
電影導演蔡楚生逝世
1968年7月15日，中國電影導演蔡楚生在北京逝世，享年62歲。他是中國早期電影史上最重要的導演之一，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著名文藝工作者。
蔡楚生1906年出生於上海，祖籍廣東潮陽。他幼年時隨家人回到廣東生活，家境並不富裕，年輕時曾在商店當學徒。
1920年代，上海電影業逐漸興起。蔡楚生進入電影公司，從場務、字幕、演員等基層工作做起，後來跟隨鄭正秋學習編劇和導演。
1930年代，中國社會面臨經濟蕭條、日本侵略與嚴重貧富差距。蔡楚生的電影逐漸轉向社會寫實，關注底層人民、女性命運與都市壓迫。
1934年，他執導《漁光曲》。影片描寫一個漁民家庭在貧困與資本剝削下逐步走向悲劇的故事。
《漁光曲》在上海上映後創下長時間連映紀錄，並於1935年莫斯科國際電影節獲得榮譽獎，成為較早獲得國際獎項的中國電影之一。
抗日戰爭期間，蔡楚生前往香港、重慶等地繼續電影工作。戰爭結束後，他與鄭君里共同執導《一江春水向東流》。
這部作品以一個普通家庭的離散與背叛，呈現抗戰期間及戰後社會的苦難。影片上映後引起巨大反響，成為中國電影史上的經典。
1949年後，蔡楚生進入電影行政與文化機構工作，曾擔任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等組織的重要職務。
然而，他在政治運動中逐漸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蔡楚生因過去作品、社會關係與文化界身分遭到審查、批鬥及拘禁。
長期精神和身體折磨嚴重損害他的健康。1968年7月15日，蔡楚生在北京逝世。
在當時政治環境下，他的死亡原因與受迫害情況沒有得到公開、完整說明。文革結束後，蔡楚生獲得平反，其電影成就重新受到重視。
蔡楚生的重要性，不只在於拍攝幾部賣座電影。他將通俗敘事、明星表演與社會批判結合，使電影既能吸引大眾，也能反映時代苦難。
從《漁光曲》到《一江春水向東流》，他的鏡頭始終關注被戰爭、貧困與社會制度壓迫的普通人。
台灣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
1987年7月15日零時，台灣本島與澎湖地區正式解除戒嚴。這項決定結束自1949年5月20日開始、持續38年又近兩個月的戒嚴體制，是台灣民主化的重要轉折。
1949年，國共內戰局勢惡化。中華民國政府以防止共產黨滲透、維持戰時秩序為由，在台灣實施戒嚴。
同年年底，中央政府遷往台灣。此後，戒嚴與《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共同構成威權統治的法律基礎。
戒嚴時期，政府限制組織政黨、集會、遊行、出版與言論自由。涉及叛亂、匪諜、政治宣傳等案件，常由軍事機關偵辦和審判。
在白色恐怖期間，許多人因政治立場、閱讀禁書、參加組織，甚至因遭人誣告而被逮捕、監禁或處決。
不過，台灣社會並沒有停止變化。隨著經濟發展、教育普及、中產階級成長與國際環境改變，要求政治改革的聲音逐漸增加。
1970年代以後，黨外運動透過選舉、雜誌與街頭活動挑戰國民黨一黨體制。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雖遭鎮壓，卻使民主與人權議題獲得更大社會關注。
1986年9月，黨外人士突破黨禁，成立民主進步黨。政府沒有立即取締，顯示政治環境已開始鬆動。
同年與翌年，民間持續推動解除戒嚴、解除黨禁、報禁及釋放政治犯等訴求。1986年的「五一九綠色行動」便以要求全面解嚴為主要訴求之一。
蔣經國政府一方面面臨民間改革壓力，另一方面也希望透過由上而下的方式控制政治轉型，避免局勢突然失控。
1987年7月14日，蔣經國頒布總統令，宣布台灣地區自7月15日零時起解除戒嚴。國家檔案資料明確記載，解嚴令是7月14日頒布，並於翌日零時生效。
解嚴後，台灣人民的集會、結社、出版及出入境自由逐步擴大。民眾赴中國大陸探親、報禁解除、政黨合法化等改革也陸續展開。
不過，解嚴並不代表所有威權制度在一夜之間消失。《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直到1991年才廢止，國會全面改選則到1992年才完成。
刑法第一百條、軍事審判制度、政治檔案及受難者平反等問題，也經過多年改革才逐步處理。
此外，金門、馬祖並未在1987年同步解除戰地管制。金馬地區直到1992年11月才結束長期戰地政務與戒嚴狀態。
因此，1987年7月15日不是民主化的終點，而是一道重要門檻。它使台灣從以戒嚴維持的威權體制，正式走向政黨競爭、國會改選與總統直選的民主化道路。
時裝設計師吉安尼．范思哲遇刺
1997年7月15日上午，義大利時裝設計師吉安尼．范思哲在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海灘的住宅門前遭槍擊身亡，享年50歲。
范思哲1946年出生於義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亞。母親經營服裝店，他從小便接觸布料、剪裁與服裝製作。
1970年代，范思哲前往米蘭發展，先替其他品牌設計服裝，1978年創立自己的時裝公司。
他的風格大膽華麗，經常使用鮮豔色彩、金色裝飾、希臘神話圖案、皮革、金屬與誇張剪裁。
范思哲打破高級時裝與流行文化之間的界線。他與音樂明星、電影演員和攝影師合作，將時裝秀變成兼具戲劇、音樂與名人效應的媒體事件。
1991年，他安排辛蒂．克勞馥、娜歐蜜．坎貝兒、克莉絲蒂．杜靈頓等模特兒攜手走秀，配合流行歌曲演出，成為「超級名模時代」的經典畫面。
7月15日上午，范思哲像平常一樣前往附近咖啡店購買報紙。大約上午8時45分，他返回位於海洋大道的宅邸時，遭槍手安德魯．庫納南近距離射擊。FBI資料確認，范思哲是在返回邁阿密海灘住宅時遇害。
庫納南此前已在美國多地殺害四人，被列入FBI十大通緝要犯。范思哲是他的第五名已知受害者。
案件發生後，美國警方展開大規模追捕。八天後，庫納南被發現死於邁阿密海灘一艘船屋內，死因為自我開槍。
由於凶手死亡，范思哲為何成為攻擊目標始終沒有得到完整答案。警方未能證實兩人之間存在明確私人關係，也沒有找到可信的犯罪動機。
范思哲遇害後，妹妹多娜泰拉．范思哲接掌品牌創意工作，哥哥桑托則繼續負責企業經營。
范思哲留下的不只是一個奢侈品牌。他重新定義1980至1990年代的性感、權力與明星形象，使設計師本人也成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