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麥實行「鐵血政策」
19世紀中葉，德國資本主義迅速發展，但德意志地區仍由三十多個邦國林立，分裂嚴重，工業化與民族統一的需求日益迫切。1862年9月30日，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任命奧托·馮·俾斯麥為普魯士首相兼外交大臣。在普魯士議會「預算委員會」上，俾斯麥發表著名演說：「當代的重大問題，不是靠演說和多數決來解決，而是靠鐵和血。」（Eisen und Blut）
這一言論表明，他主張透過強有力的軍事力量與戰爭來推動統一，而非僅依靠議會討論與妥協。雖然當時議會自由派強烈反對增加軍費開支，但俾斯麥依然強行推動軍備擴張，奠定了後來「鐵血政策」的基調。
在此後十年間，俾斯麥先後策劃並指導了三場關鍵戰爭：1864年的普丹戰爭、1866年的普奧戰爭以及1870–1871年的普法戰爭。這一連串戰爭最終導致1871年德意志帝國的建立，實現了德國統一，使普魯士成為歐洲大陸的主導力量。俾斯麥的「鐵血政策」雖然飽受爭議，但其現實主義外交與強硬手段，奠定了德國近代強國的基礎。
黃河決口
1887年9月30日，黃河在河南鄭州下汛十堡決口，初時決口寬約三十餘丈，僅三天後即擴大至三百餘丈。滔天洪水傾瀉而下，改道南流，灌入賈魯河，再東流入渦河，最後注入淮河，造成史無前例的水患。直到1889年1月20日，決口才得以堵塞。
這場洪災波及河南、安徽、江蘇等地，受災面積廣達數十萬平方公里，數百萬人無家可歸。據史載，直接死亡人數達90萬至200萬之間，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自然災難之一。大量農田被毀，饑荒與瘟疫隨之爆發。
這次決口凸顯了黃河水患「決口改道、動輒千里」的特徵，也反映出清政府水利治理的困境。災後朝廷雖下令重修堤防，但因腐敗與財政不足，成效有限。這場洪水對晚清社會穩定造成沉重打擊，成為中國近代社會危機的重要導火索之一。
國際聯盟決議日本撤兵
1931年9月30日，國際聯盟理事會針對「九一八事變」召開會議，通過決議，要求日本最遲於10月14日前將軍隊撤回至南滿鐵路沿線區域內。此前，中國駐國聯代表施肇基已向國聯遞交正式申訴，請求制裁日本侵略行為。
然而，雖然國聯通過了決議，卻未能提出任何強制措施。日本置若罔聞，不僅未撤兵，反而繼續擴大對東北的軍事佔領。最終，日本於1932年扶植偽滿洲國，全面鞏固在東北的統治。
國聯在滿洲問題上的軟弱無力，嚴重打擊了其國際公信力。1933年，日本更直接退出國際聯盟，世界和平集體安全機制名存實亡。這一事件成為國際社會對「綏靖政策」的早期示例，也為二戰的全面爆發埋下伏筆。
慕尼黑協定簽署
慕尼黑協定，全稱《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割讓蘇台德領土給德國的協定》，於1938年9月29日至30日簽署。英國首相張伯倫、法國總理達拉第、德國元首希特勒及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在德國慕尼黑舉行會議時簽署了該協定。捷克境內有300萬德意志人，多數居住在蘇台德區。1938年4月，蘇台德德意志人黨提出將蘇台德區從捷克分裂出去的「自治」方案，希特勒以此為由，在德捷邊境集結兵力。
英法兩國決定將蘇台德區割讓給希特勒，德國隨後制定了進攻捷克的「綠色方案」，預定9月16日下達動員令，10月1日進軍。9月15日，年近70的英國首相張伯倫匆匆飛往德國，經過3小時的會談，希特勒保證在兩人再次會晤之前，德國不會採取任何軍事行動。英法兩國在緊急磋商後決定迫使捷克割讓蘇台德區。9月22日，張伯倫再次飛往德國與希特勒會談，德國要求捷克境內其他德語區域也劃歸德國，並要求在10月1日之前解決問題。隨後，希特勒宣布從9月28日起實施德軍總動員，命令部隊在9月30日之前做好戰爭準備。9月29日，張伯倫第三次飛往德國，於慕尼黑舉行英、法、德、意四國首腦會議。會議從29日12時45分開始，至次日凌晨1時半正式簽署了將蘇台德區割讓給德國的《慕尼黑協定》。直到此時，捷克斯洛伐克的兩名代表才被帶入會議廳，告知協定內容。在國際壓力下，捷克政府在德國限定的6小時內接受了《慕尼黑協定》。
德國轟炸倫敦
1940年9月30日，納粹德國對倫敦的空襲進入最猛烈階段。自1940年8月起，德軍空軍（Luftwaffe）展開對英國的大規模轟炸行動，史稱「不列顛之戰」的一部分。尤其自9月7日起，德軍將轟炸重點轉向倫敦，展開長達57天的「閃電戰」（Blitz）。
到9月30日，倫敦大部分地區已遭嚴重破壞，住宅、工廠、碼頭、鐵路設施被炸毀，數千人死亡，更多人受傷。每天夜晚，德軍派出數百架轟炸機，對城市進行持續轟炸。
然而，英國人民在首相丘吉爾領導下展現了驚人韌性，數百萬市民夜宿防空洞或地鐵站，仍堅持日常生活。英國皇家空軍（RAF）奮勇迎戰，最終迫使希特勒推遲並放棄入侵英國的「海獅計劃」。倫敦的堅守，成為二戰期間盟軍抵抗法西斯的重要象徵。
莫斯科保衛戰開始
1941年9月30日，德軍對莫斯科發動了代號「颱風」的大規模攻勢。德軍投入了七十四個半師、180萬人、1700輛坦克、1390架飛機和14000多門大炮及迫擊炮。蘇軍方面總共有95師、125萬人、990輛坦克、677架飛機、7600門大炮和迫擊炮。到10月中旬，德軍中央集團軍完成了三個大包圍圈，俘虜66.3萬俄軍。10月10日，斯大林任命朱可夫大將為西方和預備隊方面軍司令員。朱可夫迅速重建了四個集團軍以防守莫斯科。到10月底，德軍被阻止在加里寧–土耳基諾沃–沃洛克拉姆斯克–多羅霍沃–納羅–佛敏斯克–謝爾普霍夫–阿列克辛以西一線。1941年11月7日，蘇軍在紅場舉行閱兵式。11月15日，德軍對莫斯科發動第二次瘋狂進攻。23日，德軍占領克林，27日占領了離莫斯科僅24公里的伊斯特拉。蘇軍第316步兵師在阻擊德軍坦克通往莫斯科的杜波塞科沃要道上持續作戰四小時，擊毀敵人18輛坦克，全師全數犧牲。從11月16日到12月5日，德軍損失官兵15.5萬，坦克777輛。12月初，莫斯科的氣溫降到零下20至30度，德軍沒有棉衣，飛機和坦克的馬達無法啟動，坦克上的光學瞄準鏡失效。蘇軍則穿上了棉衣、皮靴和護耳冬帽，美英根據莫斯科協定向蘇聯運送了150萬雙軍靴和1萬零500噸制靴皮革，隨後又運去了700萬雙軍靴。12月6日，蘇軍從莫斯科南面和北面展開大反攻。1942年初，蘇軍擊潰了進攻莫斯科的德軍，造成德軍傷亡16.8萬，取得了莫斯科保衛戰的勝利。
紐倫堡審判宣讀判決書
1945年8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美國、蘇聯、英國和法國四國政府在倫敦正式簽署了關於控訴和懲罰歐洲軸心國主要戰犯的協議，並通過了著名的《國際軍事法庭憲章》作為審判的法律依據。根據該協議，盟國政府在德國東南部的歷史名城紐倫堡組成了國際軍事法庭，對22名被控犯有密謀罪、破壞和平罪、戰爭罪、種族屠殺罪及反人道罪的納粹德國主要戰犯進行審判。同時，控方還起訴了納粹黨政治領袖集團等六個組織，旨在徹底清除德國納粹思想。1945年11月20日，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正式開庭，至1946年9月30日，法官宣讀了長達250頁的判決書，公布了對被告人及各組織的判決結果。判決中，12人被判處絞刑，3人被判無期徒刑，2人被判20年徒刑，1人被判15年徒刑，1人被判10年徒刑，3人被宣判無罪。被宣判為犯罪組織的包括：德國政治領袖集團、秘密警察和保安勤務處、黨衛隊。
東陵大盜孫殿英病死
1947年9月30日，因盜掘清東陵而臭名昭著的軍閥孫殿英病逝。孫殿英原為直系軍閥，後歸附蔣介石，官至國民革命軍中將。
1928年，他率部盜掘清東陵，將慈禧、乾隆兩座陵墓洗劫一空，大量金銀珠寶、陪葬文物被毀或流失海外，造成不可挽回的文化浩劫。因蔣介石忌憚其兵權與地方勢力，最終以「整編」為名將其兵力削弱。抗戰期間，孫殿英雖 nominally 抗日，但實則消極，甚至與日軍暗中交易。
戰後，他在國共內戰中逐漸失勢，最終於1947年因病去世。孫殿英因東陵盜掘案而遺臭史冊，被後世視為「軍閥亂世」貪婪與混亂的典型代表。
印尼發生未遂政變
1965年9月30日，印尼發生了一場流產的政變。該政變由印共主導，由拉提夫上校及烏坦上校領導的總統府衛隊，以及參加建軍節校閱的兩支外地部隊，逮捕並謀害了包括武裝部隊司令、情報首長在內的六名高級軍事將領。時任印尼精銳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的蘇哈托立即發動反擊，平定政變。蘇哈托指控該政變是由蘇加諾親信發動，藉機推翻了親共親蘇的蘇加諾政權。1967年，蘇加諾被迫辭職，蘇哈托接任。隨後，蘇哈托對共產黨人及異見人士展開了迫害、鎮壓和屠殺，排華運動亦不時發生，大批華人被誤認為共產黨人。遇難者估計高達10萬人。
博茨瓦納獨立
1966年9月30日，博茨瓦納（Botswana）正式宣告獨立，結束英國的殖民統治，成為英聯邦成員國之一。首任總統為塞雷茲·卡馬（Seretse Khama）。
博茨瓦納位於非洲南部，獨立時是一個極度貧困、基礎設施落後的內陸國家，人均GDP不足100美元。然而，憑藉穩定的政治體制、健全的法治傳統以及對鑽石資源的有效管理，博茨瓦納在後來數十年內經濟快速成長，被譽為「非洲奇蹟」。
與許多獨立後陷入動亂的非洲國家不同，博茨瓦納自獨立以來幾乎未爆發重大內戰或政變，長期保持民主制度和政局穩定，成為非洲少有的「良治典範」。
印度發生強烈地震
1993年9月30日凌晨3時50分，印度西部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發生里氏6.3級強烈地震，震中位於拉圖爾（Latur）和奧斯曼納巴德（Osmanabad）地區。地震造成73個村莊被夷為平地，至少2萬人死亡，超過3萬人受傷，數十萬人無家可歸。官方估計最終死亡人數可能接近3萬。
由於震源深度淺，加上當地多為土坯房與脆弱建築，破壞尤為嚴重。這場地震被視為印度歷史上最致命的地震之一。災後，印度政府展開重建並推動「抗震建築計劃」，以加強農村房屋的耐震設計，減少未來災害的損失。
四川航空劫機事件
1993年9月30日，中國四川航空公司一架編號FLCA 551的客機在執行成都至廣州航班途中，被人持械劫持。劫機者要求飛機改道飛往台灣，最終迫降台北松山機場。
此事件震驚兩岸，當時兩岸尚未建立直接航空往來，劫機事件被視為兩岸敵對狀態下的特殊案例。台灣當局將劫機者逮捕並判刑，隨後將飛機與乘客安全遣返。
這起事件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引起廣泛關注，也成為兩岸民航史上的特殊插曲。直到2008年兩岸實現「三通」直航之前，這類事件始終是兩岸分隔現實的映射。
巴西航空公司空難
2006年9月30日，巴西GOL航空公司1907號航班（波音737-800型客機）在亞馬遜叢林上空與一架Embraer Legacy 600公務機相撞後墜毀。客機上載有148名乘客和6名機組人員，全部遇難，成為當時巴西史上最嚴重的航空災難之一。
調查顯示，事故原因涉及空管調度失誤與飛行員溝通不足。兩架飛機被安排在同一高度航行，導致在帕拉州上空發生迎面相撞。公務機雖然機翼嚴重受損，但仍奇蹟般成功迫降於附近機場，7名乘員全部生還。
這起空難震驚全球，暴露了巴西航空交通管制系統的嚴重問題，引發全國航空安全危機。事故後，巴西政府對空管制度進行大規模檢討與改革，加強了雷達覆蓋、通訊監控以及航班調度管理。
印度朝聖踩死人事件
2008年9月30日，印度西部拉賈斯坦邦佐德坡（Jodhpur）地區的查姆達女神廟（Chamunda Devi Temple）在一年一度的廟會期間發生嚴重踩踏事件。當時有超過2.5萬名印度教信徒湧入建於15世紀的山頂古廟，準備在吉時參拜。
由於寺廟通道狹窄，人群極度擁擠，加上部分人因謠言（有人聲稱廟內有炸彈或牆壁倒塌）引發恐慌，群眾開始推擠。結果數百人被踩踏致死，部分人則因護欄被擠壞而從階梯跌落山坡。官方統計共有224人喪生，近百人受傷，其中大多數為婦女與兒童。
這場慘劇被譽為印度近代最嚴重的宗教集會事故之一。事後，印度政府承諾加強廟會安全管理，增設護欄與應急設施。然而，印度因大型宗教活動頻繁，群眾過度集中而引發的踩踏事件仍屢見不鮮，反映了該國公共安全與群體管理的嚴峻挑戰。
